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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凌霜 ——尹林平传
节选
三十一 公正廉明
1952年，广东省开展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批判方方搞所谓“和平土改”，指责他在土改中杀人太少犯右倾错误，同时又指责他不重用外来干部，反对依靠南下大军挂帅。当时接手广东土改领导的陶铸和赵紫阳以此为由，结合批判土改右倾，进行土改整队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把大批优秀的地方干部打成了地方主义分子，进行整肃、批斗和处分。
此时，尹林平还没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他是在华南国防公路工程总指挥部工作，这个指挥部因为直属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领导，所以，他有份参加这次反地方主义会议。其间，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要尹林平站出来揭露批判方方的地方主义错误。尹林平对广东的所谓“和平土改”情况很不了解，他一直埋头于支前和广东公路建设，对别的事情很少过问。所以，他在批判方方的发言中，只谈了方方在香港分局工作时的一些错误，如他在1948年套用解放区的做法提出广东游击区也要开展“一手拿襁一手分田"的错误做法等等。他这个发言很不合陶铸的胃口，他们觉得尹林平在广东长期与方方一起工作，对他的情况应该是很了解的，可现在这个批判却言不及义，实际是有意在包庇方方。会后，叶剑英同志找尹林平谈话，要他检查地方主义问题。林平听着感到愕然：
“参座，为什么要我检查地方主义呀?”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陶铸同志要我转告你的。”叶剑英直言不讳地说。
“那好，我这就去问陶铸。”
他走进陶铸的办公室，劈头便问：“陶铸同志，你为什么要我检查地方主义?!”
陶铸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喃喃地说，“因为你有‘合伙’思想嘛!"
“什么呀!合伙思想，我跟谁合伙呀?”
他这一问，问得陶铸一时答不上话来，尹林平接着说：“我从江西到闽南，在那里领导红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仗，抗日战争开始，才转到东江，与曾生、王作尧一起组建了东江纵队；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我只身留了下来；继续组建了粤赣湘边纵队。广州一解放，我便把这个部队全都交出去了。我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本钱，我跟谁合伙呀?!”
尹林平越说越气愤。他本来就有“大声公”之称，这一暮，声音更大了，简直像在跟谁吵架似的。
陶铸被问得答不上话。
这次由于尹林平据理力争，终于没有要他在会上作检查，但却种下了祸根。
尹林平是个刚直的人，事后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便继续埋头自己的工作。
1954年，他正式转业到广东工作，担任广东副省长兼管组织工作。此时，他经常收到一些同志的申诉信，诉说他们在解放初期土改和土改整队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要求予以平反。尹林平对这些受害者的申诉，很重视，认真批阅，实事求是的给予落实。 紫金县副县长黎孟持是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大革命时期他便在家乡古竹组织农会，率领农民自卫军活捉了反动民团团长赖世章；抗日战争时期，他被委任为中共紫金县委书记。当时，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宣传部长饶彰风就住在他的家里。东特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秘密在他家里召开。他和他的父母对支持掩护东特委领导机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可是，1952年紫金土改时，却把黎孟持的父亲划为不法地主，进行批斗；把黎盂持本人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撤销了他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党籍。这是极左路线酿成的一桩大冤案。
尹林平看完申诉，心里很不平静。他了解黎孟持：“他是我党的一位好同志，不是阶级异己分子。过去东特委在他家里住了七八年没出什么事，靠谁保护的?还不是靠他和他的家人。我们现在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就过河拆桥，妄给人乱扣帽子，这不是党的政策，我要为他平反。"
他亲自为黎孟持写证明材料，阐明自己的看法。他把材料分寄给紫金县有关单位。在他的干预下，他们不得不在1957年“三反”复查时，撤销黎孟持的原来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尹林平对原单位不愿彻底改正错误的做法很有意见，他继续为黎孟持呼吁，亲自向省纪委等单位反映。经过省纪委调查落实，到1980年才彻底为黎孟持平反，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及政治待遇，并安排他到广东省地震局工作。
尹林平在为黎孟持平反奔波的时候，正是广东左祸横行猖獗之时，弄不好会连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会被牵扯进去。有的人为此而退避三舍，而尹林平却矢志不渝，为了坚持真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积极为受冤屈同志呼吁，把他们一个个从苦海中救了出来。
也许就因为尹林平不断地为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地方同志、老干部平反说理吧，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他真的被牵扯进去了。会上，有人揭发他有地方主义思想，要他作检讨。他依然没有举手投降，却坚决进行了反击。
其实，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而是第一次反地方主义的延续。那次，陶铸说他有“合伙思想”，要他检讨地方主义问题，他不就范，陶铸心里怎么会舒服呢? 这次批判“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他便被列进了名单，要作为一个重点对象来批判。可尹林平还蒙在鼓里，在发言时，还对“古冯反党联盟”提出异议说，“不能说冯白驹是反党的吧!”
一位女省委委员听了，忿懑地说：“尹林平一直没有接触自己的思想，没有从两次反地方主义中得到教育，这次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可尹林平还是不接受意见。最后，只得由赵紫阳亲自出马跑到林平的家，与他个别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尹林平这才不得不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奉命检讨”。
这之后，尹林平不再管组织工作了，分配去管农业，又负责全省公检法系统的工作。
他开始又同一些案件打起了交道。公务在身，他还是那么个脾气，对不公正的事，对错案冤案，还是秉公办事，要管，要说话。
一天，尹林平接到从中央组织部转来的一封申诉信，他打开来一看，写信人是他熟悉的温盛湘。信里说，“……我们不少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没有死在敌人的手上，却含冤死在自己的牢狱之中，我希望这样的结果不要落在我的身上……”原来，温盛湘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广东省水产厅划为极右分子，押到三水劳改农场去劳改的，这封信是他从劳改场直接寄到中央组织部转来的。
尹林平读着这声声带泪的信，顿然感到阵阵心痛。温盛湘是个老党员，1938年，他去广州参加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听过林平讲游击战争的课。后来，林平被派往东江搞武装斗争，两人才分了手。广州解放后，他们又相聚在一起，同在广东支前司令部和广东省公路建设委员会工作。他很了解温盛湘的历史，温的哥哥和侄儿都是早年的共产党员，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死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他家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样的同志为什么要反党? 如果因为对当时的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评，就划人家为极右派，推到反革命阵营里，这就太枉了。他决定亲自把事情详细了解清楚。
一天，他到三水劳改场去视察，顺便找劳改队长谈了温盛湘“罪”事实和他在场的表现。队长说，“温盛湘是个老党员，他还是挺讲道理的，从他言谈中好像对他的处分很不服气；别的倒没有什么。”
“啊!”尹林平想了一会说，“现在党对右派正在甄别，如果他对自己的问题觉得处理不公，可以向上面写申诉嘛!”
“这个我会告诉他。”队长说。
队长送走了尹林平，于次日黄昏，便约温盛湘一起去散步。谈话中，他透露了尹林平到过劳改场巡视的消息，随后话锋一转，说：
“老温，你现在每天都在想些什么?”
乍一听，温盛湘感到有些突然，往下一想，心头一亮，觉得这可能是中央、省委对右派问题有了什么新精神，是自己可以表达意见的时候了。于是，他直言答道：“你问我每天想些什么吗?我老实告诉你，我每天都在想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反党? 我告诉过你，我家有三位烈士，我自己从小就参加‘抗先’(即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38年进了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出生人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如果说，我对具体的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对领导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是反党，那么，我要问：我们还有民主没有?所以，我一直想不通。”
队长听完他这番话，诚恳地说：“有关你错误的事实，我不便
多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些事情处理不对，你可以写材料嘛?我负责给你转交。”
温盛湘与队长谈话回来，便动笔写起申诉材料，用孩子温嘉祥的名字向中央申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希望重新复查他的右派问题。
信发出几个月后，温盛湘便接到了通知，要他离开三水劳改农场，回广州三元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不久，便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海南岛去工作。
尹林平正是以这种大公无私、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无畏精神，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拯救了一批无辜的同志重新回到了党里。
程长青是一位奉党之命打人国民党军队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夕，他根据党的指示，动员规劝广州市伪警察局代局长黄逸民、副局长徐秉彝率领2000多保警及13个警察分局局长宣布起义，为党立下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不料他在1950年广州“二陈事件"①中受到了牵连，被逮捕押往北京去审查。这又是一桩冤假错案。
程长青打入广州市警察局，担任保警独立大队上校大队长，是接受尹林平的派遣的。尹林平对他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他得知程长青遭受的不幸之后，便给公安I司法部门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说明他历史的真实情况，以澄清当时传闻中的许多是是非非。1957年程长青获得了释放，从北京回到了广州，但没有给安排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尹林平知道后，又为他奔波，通过广州市有关方面，把程长青安排到广州市参事室工作。
安排了程长青的工作，尹林平并未就此撒手。他见长青两老年事已高，身边没有人照料，又亲自写信到江西，通过组织把程长青在江西工作的独生子和儿媳调回广州，以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
①
即陈坤、陈泊，两人均为广州市公安局负责人，因涉嫌策反问题遭错误被捕入狱，现已平反。
尹林平在职期间，不遗余力的为一大批无辜受害者落实政策，把他们一个个从苦海中拉起来，恢复了工作，为革命事业继续出力。他们的回归，重新凝聚在党的周围，这无疑又是尹林平为党做出的一大贡献。
尹林平居官之日，严格要求自己，不但工作上公正无私，在个人生活上也保持战争年代艰苦朴素，廉而不秽的作风。
1950年，尹林平的父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兴国来到广州看望儿孙。两位老人一身农民打扮，衣着很残旧。此时，尹林平还挂职广东省军区的副政委，按规定军区领导同志家属来探亲，军区后勤部可免费供应一些布匹给家属做一两套新衣服。警卫员知道有这个规定，便自作主张到后勤部去领了几丈布回来给老人做衣服。
这事给尹林平知道了，他找警卫员问是怎么回事?警卫员如实说了：“我看两位老人家衣服太旧了，想领回几丈布给做套新的。后勤部是有这个规定的。领导同志可以领回些布匹给家属做衣服，人家早就这样做了呀!”
尹林平听清楚警卫员的陈述后，还是批评说：“虽然制度有这个规定，也不能人家这样做，我们就跟着这样做，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何必去麻烦公家呢?老人要做衣服跟我说说，由我掏钱嘛。往后要什么都要先问一问我。"
一席话，说得警卫员心服口服。
管理人员知道尹林平为官清廉，况且他已有言在先，不要给两位老人什么非分的照顾。所以，两位老人在广州期间，就平平淡淡跟着大家一起过生活。不久，两位老人要回兴国老家了，事务长黄川便去问尹林平，要买些什么东西给他俩带回去。
尹林平不加思索地说，“买10斤生盐就可以了。"
黄川乍一听，不觉在心中打了个突。他认为尹林平的父母来广州一次不容易，怎么只让带这样一点东西回家去呢?!可他知道尹林平的脾气，对这类事是说一不二的，便来个“阳奉阴违”，自作主张多买了10斤盐让两位老人带回家去。
这个故事正反映了尹林平的为人。不但对自己父母如此，对身边的子女也一样严格要求。他的小孩入幼儿园全托，每周回家一次，都由家里的保姆坐三轮车或由警卫员用自行车去接送的，从不动用自己的汽车。有一年他的大女儿考上华南师院附中，全家人都很高兴。司机兴致勃勃地提出让他开车送她到学校去报到。尹林平反对说：“这样做对孩子成长没好处，还是让她自己搭公共汽车去吧。"
尹林平不让开车，司机也只好作罢。
1959年经济困难时期，广东各地流行起肝炎病。这种病大都是因营养不足所引起的。这时，尹林平的两个女儿也因缺少营养患上了肝炎，家人很焦急。有的建议要他找有关方面买些副食品回来，让女儿增加点营养，把病快点治好。
尹林平不是不疼女儿，让她们的病早日治好，而是不想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搞特殊。他说，“现在得肝炎的人很多，我们不能利用官职去搞特殊，有病送医院治疗就是了。"
这就是尹林平对己对家人的处事准则。
就在这同一年，因为3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原因，造成广州粮食供应短缺，居民粮食定量减少。广东省民政厅也有意想将荣军疗养院的荣军粮食定量压缩。尹林平当时分管党群战线，荣校归他管辖范围。他得知这一情况，即刻找来秘书。
“荣军过去为国流过血，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功劳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给他们什么特殊的照顾，今天国家虽然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可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压缩荣军的粮食定量呀，一定要让他们肚子吃饱。你这就去找广州市民政局和粮食部门谈谈，反映我的意见，不要压缩荣军的粮食定量。
秘书按照尹林平的指示找有关部门交涉，他们都觉得林平说得有理，便改变了原来的旨意，不减少荣军的粮食定量，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与上述尹林平对自己家属的严格要求，不也可以印证他是怎样处理公与私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吗?!尹林平一贯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这就是他一贯的生活准则。
正是尹林平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为公为私都能秉公办事，从不徇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公正廉明的光辉形象。这也正是他为人民所爱戴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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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9 1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