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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81012” ——改革开放后首届硕士研究生学习追记
◎ 张志湘
“81012”发生的年代在1978-1981年，这是“高考1977”后一次重要的“大转折”事件，这一年，我国恢复了硕士研究生考试。1981年，张志湘从华中师范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证编号是“81012”。在《科学春天的来临》的情景里，我们不仅仅重温了那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也细细品味着属于张志湘的个人记忆。“81012”的记忆符号有太多的细节与情景，有太多的风云与激荡，有太多的转折与坐标。“81012”的记忆符号已经深印在骨骼和血液里，岁月流金，清晰依旧。
———编者·题记
“81012”———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号码，我生命中一个特殊的符号。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第二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成为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报》第一号上，成为被授予硕士学位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全国只有1600人，感觉自己很幸运。
艰苦的学习生活
1978年国庆节刚过，我就告别家人，重返武汉，重新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艰苦的学习生活。
说艰苦，一方面是家庭困难大。当时，我的女儿读小学二年级，儿子还在上幼儿园。老人不在身边。我爱人在工厂上班，三班倒，经常不在家。好在我爱人发扬了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克服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尽力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又多亏单位领导和同事、特别是邻居，给予很多关照，才使我们家克服重重困难，使我无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我们的学习也很艰苦。每天早晨广播一响就起床，到校外的马路上长跑。跑步回来，洗漱完毕，读外语、吃早餐。白天上课或自学。晚上学校没有安排，但自己也是自学到深夜12时左右。
入学不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到了！当时，周末生活比较单调，舞会并不盛行，电脑更没有普及。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看电影。学校的露天电影场，每周三、六晚上都要放映电影。但是，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我有一半左右的电影都没有看。当别人在尽情欣赏电影的时候，我和许多研究生一样，自觉地在宿舍看书、学习，或准备发言稿，或写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天深夜，最早熄灯的是本科生，其次是单身教工，最后是研究生（我们与单身教工住同一座楼）。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1978年，华中师院五个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中文、物理、化学、生物）共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人。我们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只有4人。有些课程（主要是公共课及选修课）是老师讲授原理为主，但基础课和专业课都是学习原著，以自学、讨论为主。大多数课程都是这样进行的：老师先对原著作些简单讲解，介绍一下时代背景、篇章结构、基本观点、历史意义，然后布置讨论题。剩下几天，大家分别到图书馆、资料室查找有关资料，写发言稿。一周后，再上课时，用3个多课时进行课堂讨论，剩下最后半个多小时，老师进行总结，同时布置下一专题讨论题。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们搜集资料主要靠手抄。记得三年下来，我抄录的资料就写满了七八个笔记本，有几十万字。
在学习中，老师特别注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党中央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学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讨论怎样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共产党宣言》，就讨论“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这种学习方法，不仅使我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也为我指出了从事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正确方向，促使我在毕业后的教学与科研中着重探讨实际问题。
多方拜师，扩大知识面
为了扩大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专业水平，高原老师决定带我们外出“游学”，请外地专家学者讲课。
1979年11月至12月，我们4位研究生（另有进修生4人，包括后来成为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的卓汉容）在高原等老师带领下，乘火车先后去北京、天津和南京拜访专家学者，最后从南京乘轮船回武汉。历时半个多月。我们先后拜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江流、叶扬，中国人民大学高放、郑建邦，天津师院徐大同，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知名学者、教授。
在北京，我们用了一周时间，每天上午听高放教授讲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边听课边录音。下午，一句句地放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第二天交给高放教授。天天如是。他一共讲了五个问题：社会主义思潮的演变；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探讨；社会主义派别的划分；社会主义事业的展望。后来，高放教授对我们整理的讲稿又进行了修订、删节和补充，在1982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除了走出去，还有请进来。政治系请了天津师院徐大同教授等给我们开选修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徐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条理清晰。特别是每天讲半天课，一口水都不喝，实在令人佩服。我当了一辈子老师，也做不到这一点。
科研能力的培养
在“文革”前，我国就招收过研究生，积累了一些经验。研究生，被视为高级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
高原老师很重视培养我们的科研能力。他主编《科学社会主义》一书时，我们几名研究生都参加了。这本书是“*****”以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发行量很大，修订、再版6次，发行30多万多册。由于这本书质量高，影响大，还获得1988年2月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的一等奖。
高原老师总是教导我们：“我们学政治的，必须有政治敏感性！”
1978年冬至1979年春，社会上出现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歪风邪气。我觉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研究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必须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于是，就和同一宿舍的毛家书、刘书邮商量，写一篇文章，批判各种奇谈怪论。这篇文章，由我构思写作提纲，分头去写，大家集体讨论修改，再征求指导教师意见。
高原老师对我们的举动大为赞赏，热情支持。我们作了分工，分头查资料、写文章。寒假以后，由我统稿。最后由指导教师审定，将题目定为《不要被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所迷惑———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1979年4月14日，《中国青年报》全文发表了这篇长达6千多字的文章！一些报刊还转载或选载了这篇文章。
快毕业时，我把平时收集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写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100个“第一”》，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1980年第2期的内部刊物《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上，结果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有20多家内部刊物全文转载了这份资料，《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也选登了其中部分内容。
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
1980年秋天，我们开始写毕业论文。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论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和阶级属性》。
写论文，当然要从理论资料和实际工作资料两个方面作准备。
在理论准备方面，我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除了从词源学的角度考据“知识”、“知识分子”这两个词的含义，还大量阅读和研究从马克思到***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知识分子的著作和论文；参阅建国后理论界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文章。特别是用了几十天时间浏览《人民日报》，从1949年10月1日起至1981年准备毕业论文时止，一张一张地翻，一天一天地看，主要看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会议文件，着重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查阅解放前出版的报刊，查找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资料等。
在实际工作材料准备方面，主要是到武汉、北京、沈阳等地拜访专家学者；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教育部、科委等单位收集资料；到一些医院、学校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调查典型事例等。
在指导教师高原教授和张厚安副教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写作，几易其稿，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在1981年6月底定稿。9月25至26日，举行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我们专业4个人，每人半天。我被安排在第一个答辩。
答辩由答辩委员会主持。按照规定，论文作者的指导教师不能担任该生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因此，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系主任古堡教授担任，其他成员有：高原、张厚安、杨宏禹等老师以及湖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刁田丁同志等，共五人。
每个研究生答辩的程序是：先由指导教师介绍该研究生学习科研情况及各科成绩，表示同意答辩；然后由研究生介绍毕业论文主要内容；介绍完后，由答辩委员会委员及旁听人员提出问题；然后休息。研究生作答辩准备。休息之后，研究生回答问题。最后，由指导教师宣读对该生毕业论文的评语。4人全部答辩完后，答辩委员会开会，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通过，并评定成绩。
由于我准备得比较充分，答辩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天答辩委员会主任宣读了答辩委员会对我的毕业论文的评语：“该文针对我国理论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进行了社会调查，提出并论证了必须对我国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成份和阶级属性的分析。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进一步探讨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论文中个别观点还需要斟酌，个别论据也不够充分。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这篇论文，确认成绩优秀，并建议授予论文作者以硕士学位。”
1982年4月，我得到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刘若曾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高原联合签发的《硕士学位证书》，我的证书编号是81012号———我被授予法学硕士学位。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终于“修成正果”。
毕业论文写作的“副产品”
我在写作毕业论文过程中，还为一位知识分子平反东奔西走，最终使他政治上彻底翻身。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也可以算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副产品”吧。
这位知识分子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生的朋友，名叫鲍法宽，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分配去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说他在黑板报上写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企图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较好，提前释放，回到家乡武汉，在街办工厂工作。后来，右派份子的帽子摘掉了，但判刑一事始终没有改正。当时，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鞍山市科技干部局局长孙楠，十分关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就写信给她，请她帮忙。在我写作毕业论文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又专门到鞍山同孙楠同志面谈。她在鞍山市做了很多工作，终于促使鞍山市人民法院撤销了把鲍法宽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使鲍法宽一家老少三代八口人获得彻底解放。
鲍法宽摘掉“刑满释放份子”帽子后，街道另外分配了住房，虽然还不是特别宽敞，但比住阁楼好得多；他的工资也升了，还被评为技术员；特别是在政治待遇上彻底翻身，当上了武汉市江汉区政协委员！20多年过去了，我们两家至今仍保持着联系，成为好朋友。平时通通电话，每逢过春节，我们都互寄贺卡，祝贺新年快乐、全家幸福，祝贺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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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1 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