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嘉嘉

(十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了几年舒心平静的日子，物质丰富了，孩子们学习进步了，身体也壮实了。父母的工作也挺顺利的。

意料不到一场新的风暴在孕育着。

1966年的夏天，当我初三准备考毕业试的时候，学校突然宣布暂停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一年我16岁。

一夜之间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排列在校道上。学校操场树杆上、教学楼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的大标语，上边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黑七类狗崽子不准乱说乱动”等等。我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有一种肃穆的气氛。一小部分人挑起的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场面开始了。

接着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不少的老师和同学的家被红卫兵组织抄了。我们班也有几个平时很好的同学被抄家，家里遭受了大扫荡。

我明白虽然爸爸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摘帽右派”仍然是“黑七类”的边缘人，我小心翼翼地不敢乱说话，惟恐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那一天学校开会批斗“牛鬼蛇神”。我们在台下坐着，台上押上来两个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优秀语文教研组组长陈老师和年逾五旬的慈祥的女老师伍老师。他们的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帽，胸前挂着的牌子写着“牛鬼蛇神”几个字。

我感到很突愕。陈老师在语文兴趣班里辅导我们读外国名著多么的有水平，伍老师象母亲一样关怀同学们，他们怎么会成为了牛鬼蛇神呢？有人领头喊口号，我们也盲目地跟随着喊。台上的红卫兵把老师的头大力地磕在扩音喇叭的铁头上，他们的头被磕出了血肿起来，好象寿星公的头一样。

我看着可怜的陈老师，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那个是我的爸爸我会怎么样呢？我的心软起来，手也耷拉下来，咽喉再也喊不出来了。但马上我又责备自己：你在这样严肃的斗争场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可怕呀！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就死啦。我很恐慌啊！我在少年时期就遭遇这样的运动，不得不在良心的责备下做出口是心非的表现，多么的悲哀。

我首先想到的是爸爸，我是在为爸爸担忧啊。

嘉嘉

如梦令 发表于 2011-10-8 23:03
有这么有才情的父亲，难怪嘉嘉姐姐也有这么好的文笔。

斑竹，我认为自己现在即使能够写下少少的肤浅的文字，主要是母校和老师教育的结果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能够实现我在一中读完高中的理想，该是多么的好啊！我们的母校和学校的老师无可非议是一流的。

嘉嘉

（十六）爸爸的信

面对社会上纷纷乱乱的局面，我们家里也在清理物品了。因为“破四旧”是政府号召的，所有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东西必须从我们的身边清除掉。如果被红卫兵抄到了问题就严重啦。

我们家清理的大部分是书刊杂志、旧相片等。有的旧相片是爸爸妈妈和以前的同学、朋友一起照的，因为与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也不清楚他们现在是什么政治背景的，都被剪切烧掉了。外婆把外公遗留的一副很精致的乌梅木牛骨麻将放在炉子里烧，总是烧不化的，白白糟蹋了。

我的手上有一叠爸爸写给我的信件，几十封吧，是爸爸在农场的那几年写给我的回信。

想当年我才八岁，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妈妈就教我给爸爸写第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爸爸，我学习很好，很听话，参加了少年先锋队。爸爸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里写道：“爸爸知道你学习很好很高兴，知道你加入了少先队很高兴，知道你学会了写信很高兴。”他还叮嘱我要听妈妈的话，带好弟弟妹妹。我第一次收到爸爸的信很兴奋的，反反复复地读了许多遍，爱不释手。爸爸的字体写的是很正规的楷书，我知道爸爸平时是写草书的，现在为了让我能够读懂，爸爸一笔一划地认真写着。

后来我就经常给爸爸写信了，信里都是说我们记挂他啊，我们很听妈妈话啊，我们的学习成绩啊，还有就是叫爸爸买番薯回来给我们吃啊等等。爸爸无论多么的劳累，每次都给我回信的。我把他的所有的信件收藏起来，经常翻看，每次都感受到无穷的父爱。

运动中看见家里在清理东西，我捧着父亲的信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给父亲带来麻烦，因为毕竟是他在农场劳动的特殊情况下写的，假如被造反派查获了，会不会无限上纲成为挑剔的把柄呢？为了避免那无妄之灾，我还是狠下决心要把它们烧掉了。我慢慢地把它们一封一封地放进炉子里，默默地看着飘忽的火苗把它们化为灰烬，惋惜、无助、彷徨。

我现在经常想，假如当时我不是那么的恐慌或者想一个办法把爸爸的信藏起来，在今天该是多么宝贵的珍藏啊。唉！

嘉嘉

（十七）爸爸让我们去工厂劳动

在文革期间，学校没有人管了，我和读初一的妹妹无所事事。我就跟着同学去各个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中山大学、华工、华农、华师大、中山医学院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看完大字报似乎知道了许多的新鲜事情，又似乎很懵懂。

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大串联行动。能够获得火车票去北京大串联的大部分是红卫兵和“红五类”的子女，我是当然的没有份的。在1966年的冬季，开始了步行大串联，许多同学步行去井冈山、延安、北京。有几个同学凑我去步行大串联了，我就和爸爸商量。

爸爸担心地说：“女孩子在外边很不让人放心的。现在是冬天啊，等天气暖和了才说吧。”我就没有参加。后来我的那些同学步行去到井冈山就都累得病倒了，折回了广州。

其实当时爸爸是担心我们受到外边的影响，他和妈妈还必须去上班，没有时间看管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爸爸就和电信局联系，让我和妹妹去电信局的修机班劳动。我天真地问爸爸：“工厂的工人也去大串联吗？我以后可以去吗？”爸爸就哄我说：“是啊，如果以后工人叔叔去大串联，你就可以参加啦。”我就开心地去了。

我们在修机班每天和工人叔叔阿姨们一起修理电话，刮漆啊、涂漆啊、绕电线啊，倒也充实有趣的，我就慢慢地淡化了去大串联的心思。

外边的世界越来越热闹和纷乱。我们在工厂里有规律地按部就班地劳动着，外边的“一月夺权”“二月逆流”等我们都没有受到影响，很平静地度过了。直到1967年3月，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们才离开了工厂回到学校。

嘉嘉

（十八）我和爸爸的冲突

回校“复课闹革命”其实是没有复课的，老师们都成了“臭老九”，我们在学校没有人管理整天乱哄哄的。反而学生的集中使不同观点的同学分歧越来越大，产生了许多的“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在学校里互相贴大字报攻击漫骂对方。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社会上也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其中有工人造反组织、农民造反组织，形成激烈的对立。后来甚至发生了械斗和枪击武斗事件。我们居住的街道路口也装了栅栏，美其名曰：“文攻武卫”。一到傍晚大街上就没有行人了。

在这样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1967年的秋天我们学校有的同学冲火车去北京回来了。他们的成功诱发了我们的欲望，有同学向我提议一起冲火车去北京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能够去到北京，在天安门前照张相片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但是在运动的初期我们几个同学都失去了安排去北京的机会，我们“同病相怜”地决定冲火车去北京。

我回家收拾行李。爸爸看见了，问我准备去哪里？我告诉他我准备和同学冲火车去北京。爸爸很震惊。他紧张地拉着我，说：“我们好好地谈谈，好吗？”

我和爸爸坐在床沿上，爸爸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思想动向。他和气地给我分析冲火车行为的不合法性和危险性：如果在火车上被发现没有车票会在中途被赶下来衣食不保的、会遇到坏人的。他还跟我解释家庭的经济状况：爸爸妈妈的工资需要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火车票去北京。难道为了我去北京全家人不吃饭了吗？

我说：“爸爸，我有钱呢。”爸爸问我：“你有多少钱啊？”我骄傲地说：“我有8元3角钱！”（那是我几年攒下来的零用钱呢）。爸爸哭笑不得，说：“那是多么的少啊，你就依靠那一丁点钱去北京啊？”。但是我还是坚持着要去，我说：“怎么别人可以去我就不能去呢？”

爸爸生气了，他严厉地对我说：“谁去你也不能去！这是我的原则！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心里明白爸爸说的有道理，我知道自己理亏拗不过爸爸，但是我的心不甘啊。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读书时学习成绩好被贬为“刘少奇的黑苗子”，在家庭成分的问题上我被认为没有与“摘帽右派”家庭划清界线而遭受到许多的委屈和白眼。我心灵的伤痛自己默默地忍受，从来没有告诉过爸爸妈妈。可是现在连去北京的最后机会也没有啦，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把心里的委屈和压抑尽情地发泄出来，痛痛快快地哭了很久很久。

最后我还是听爸爸的话没有去冲火车。事情也就过去了。

直到现在爸爸还记得那件事。不久前他还对我说：“那次你闹得好凶哟。不过你最后还是听话没有去的。你不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疼爱你啊，多么的担心你啊！”

这是我和爸爸几十年父女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冲突。那年我17岁。

嘉嘉

（十九）爸爸在学习班里

在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继妈妈参加荔湾区教育局的“封闭式学习班”以后，爸爸也在郊区电信局的“学习班”里被封闭起，不能回家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广雅中学参加“封闭式学习班”，传回来的消息是教高三年级俄语的女老师投河自杀了，还有其他学校的老师跳楼了。

大人们是不准去探望学习班里的家人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去探望爸爸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的身上。外婆收拾了爸爸的几件衣服，还有一壶凉茶，让我给爸爸带去。我从多宝路搭上3号车然后去越秀南转乘11号车，往沙河奔去。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从报纸社论的论述中和我对形势的观察中了解到，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是打打闹闹写写大字报的阶段了，是要下真工夫专政一些人的阶段了。学校里许多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不知道爸爸能否逃过这一劫。

我透过车厢的玻璃窗，望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涌上一股悲哀：为什么我的爸爸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我们在一起呢？伤心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公共汽车里的叔叔阿姨以为我病了，争着给我让座。

到了电信局的门口，我使劲地把眼泪擦干。我不能让爸爸知道我的悲伤。

看门的人没有为难我。我经过走廊看见了贴有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但是我没有心情去细看。在走廊中间的一个小房间，我看见了爸爸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我高兴地喊：“爸爸，爸爸。”爸爸站起来也高兴地说：“你来啦。”我把衣服和凉茶递给爸爸，挨着他身边坐下。我不眨眼地注视着他，多么希望他永远能够陪伴在我的身旁啊！

爸爸简单地询问了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都好好的。他嘱咐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妹妹。他轻轻地对我说：“爸爸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别担心。你回去告诉妈妈，爸爸一定不会自杀的，我会回去和你们在一起！”我用力地点点头，我相信爸爸的话，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舍不得我们的。

与爸爸相聚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离开时我站在房间门口依依不舍地回头一望，爸爸也在凝望着我呀，他送给我一个微笑，向我扬扬手。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旋着爸爸的声音：“爸爸一定不会自杀的，我会回去和你们在一起！”我的眼泪又涌出来。

差不多到家了，我停止了哭泣。从这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将影响到我的家庭。我要和妈妈、外婆一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爱护好弟弟妹妹，一齐等待爸爸的归来。

那一年爸爸45岁，我18岁。

嘉嘉

二十）我们要离开爸爸了

在1968年的夏季，解放军军训团和工人纠察队进驻了学校。学校里由军训团、工人纠察队和个别老师组成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的工作。同学们都回到学校，在军训团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下学习政策文件。在革命委员会的高压下，学生群众组织分崩离析趋于瘫痪了，停止了对立的行为。我幼稚地以为从此可以继续我们的学业了，却料不到这是我们求学生涯寿终正寝的日子。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把学校里66、67、68届的学生全部进行分配了。除了一小部分的同学被留校、升学、到工厂以外，其余的学生全部分配去农村务农了。这就是“老三届”的来历。

我和妹妹也在务农之列。

我到电信局学习班把分配的事情告诉爸爸。爸爸沉思了良久，他说：“或者你们可以回家乡的，那里有堂哥哥可以照顾你们。说不定以后爸爸也要安排回去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当然一切要听妈妈的安排。”我回家以后就给云浮家乡的堂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家乡是可以接收你们的，但是我们这里很穷，只有石头，你们回来会受苦的呀！”妈妈坚决不同意我们回贫穷的故乡做农民。我们就服从学校的安排分配到增城县新塘公社。

1968年11月6日，我们启程了。爸爸还被关在“学习班”不能回家给我们送行，只有妈妈和小妹妹把我们俩送到学校。我们下乡的一切筹备都是妈妈操劳的。我们和一大批的同学一起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学校，告别了广州城。

政治运动的旋涡把我们从父母的身边抛开，我从此无可选择地离开慈爱的父母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那年妹妹16岁，我18岁。

嘉嘉

爸爸曾经对我说,在我们去农村的那天,他站在沙河电信局的窗前注视着驶过的汽车,希望能够看见装载我们的车辆经过,再望望我们一眼.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坐的是知青专列,是从火车站离开啦.我难以想象父亲当时期盼的心情.

嘉嘉

（二十一）爸爸来探望我们啦

大约是在1969年的元旦前后吧，爸爸终于通过了学习班的严格审查恢复了自由。但是他不能继续在办公室里工作了，被安排去了郊区电信局的维修班抬水泥电线杆了。

后来外婆告诉我，爸爸回家之后，在晚上他经常望着我和妹妹曾经睡过的床铺，眼眶里含满了泪水，他跟外婆说：“怎么我的两个女儿走了，家里就好象少了许多人呢？我感觉很冷清啊！”

当爸爸有了休假，他马上请求单位批准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人们无论去哪里也需要单位批准的。）

在一个星期天，爸爸自己踩着单车向增城方向出发了。因为他在郊区电信局工作所以对路途很熟悉。他在路上花了四个小时终于找到了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当爸爸出现在我们姐妹的面前时，我们惊讶、欢呼，一起扑向爸爸的怀抱。

爸爸给我们带来了面包糖果等食品。我拿着喜爱的咸方包慢慢地撕着吃。爸爸慈祥地望着我说：“呵呵，我的女儿还没有长大呢，还象小时候一样的把面包撕着来吃呢。”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我们带着爸爸在村庄里探访农民，爸爸总是对老农说：“请你们多多关心照顾我的孩子啊！”善良的老农也请父亲放心，爸爸就笑了。

我们还一起越过田野登上大山眺望远方。爸爸教育我们：“我们的祖辈也是农民，你们要虚心在这里向农民学习，好好劳动，让爸爸妈妈放心。”我们姐妹记住了爸爸的话。

爸爸只能有一天的休假，在傍晚他就重新蹬着自行车回家了。来回要辛苦八个小时。爸爸没有怨言，他说：“我可以知道我的女儿落在何方了，我安心啦。”后来爸爸多次不辞劳苦地来看望我们，我们依然沐浴在父爱中。

嘉嘉

（二十二）坚强的父亲
爸爸在电信维修班每天要和与他一样被视为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的同事一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伯伯年纪大体质弱力气小，在和他们合作时，爸爸总是去扛电线杆重的一头，把轻的一头让给他们。爸爸在患难之中把困难留给自己，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真诚而善良的品质让同事感动。
长期的劳累使爸爸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了。1972年春节后，中山医学院的医生诊断他需要动手术。因为怀疑他的病灶会转化，我们一家都忧心仲仲。但是爸爸很乐观，他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身体是运动员的体质，一切没有问题。我会很快恢复的，别担心。”他不让我们送他，自己一个人坐车去医院了。
爸爸的胃被割去了四分之三。手术后我去陪伴爸爸。他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沉睡着。我握着他温暖的手，望着他均匀的呼吸，心里在默默地祈祷：希望上天保佑爸爸快点醒过来，快点好起来。
经过医师化验证明爸爸是纯粹的胃溃疡，没有恶化，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手术才三天，为了迅速恢复身体健康，爸爸就下床活动了。他以坚强的意志忍耐着疼痛，坚信自己会很快地战胜病魔的。在这么大的手术后能够这么快的自我活动，他的表现连医生也感到惊叹。
当时物质还很缺乏，为了给爸爸补充营养，外婆到南海县的表哥那里买生鱼回来炖给爸爸吃。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在爸爸体质锻炼的基础上，爸爸的脸色红润起来，身体恢复得很快。我们都感到欣慰。

嘉嘉

（二十三）父亲命运的转机

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广州市电信局的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骨干被清理出队伍，他们有的被调到邮局去卖邮票了，有的被安置到街道工厂，有的被遣散回家。幸亏爸爸在偏远的郊区电信局工作，没有纳入市区企业而得以避过清洗,继续留在电信部门工作。

爸爸并没有因为被冷落而一蹶不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在艰苦的劳动之后，他依然很勤奋地深造自己。他保持敏锐的头脑，坚持阅读外语和技术书籍，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写了许多的笔记。他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在1973年邓小平同志被重新启用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有了起色，引进了许多大型的工程项目。

在某天，一纸公文、一张飞机票，把爸爸急召到北京中国邮电部。

原来中国邮电部引进了中国的第一条电信通讯载波电路，所有的资料都是外文。当时北京找来的翻译人员由于对电信技术不内行，翻译出来的资料工程施工人员看不懂，延误了工程的顺利开展。在原来的广州电信局老局长推荐下，爸爸被选中了。

爸爸临危受命，以他精湛的英语水平和长期积累的电信技术经验肩负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工程能够按时上马，爸爸不顾自己手术后仍然没有复原的身体，废寝忘餐地在北京忙碌着。那一摞摞的资料堆积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时还没有电脑，他用笔书写出一页页的译文，传送到施工现场。施工工程队的工人师傅们觉得译文资料的说明清楚明了易懂，一片赞誉之声。中国的第一条电信通讯载波电路工程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电信通讯载波电路是从香港经过深圳铺设到广州的。为了更快地传送资料，后来爸爸从北京邮电部回到了广州继续进行翻译工作。

源源不断的资料被送到爸爸的办公室。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爸爸把资料带回家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晚上，爸爸书桌上的台灯到深夜还是亮堂堂的。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讲究阶级成分问题，爸爸的头上还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他不能参加有关工程研究工作的会议。他写的文件只能让别的同志带到会议里去宣读，甚至签署别人的名字。上级领导是“只闻其文不知其名”。爸爸心里觉得有点委屈。但是他想通了：“我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某些人，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服务。”他放下了个人的恩怨，以其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满腔热忱无怨无悔地辛劳着。

从此，爸爸脱离了维修班的体力劳动，他的事业换了新天地，新的里程在向他召唤。

嘉嘉

(二十四)父亲平反啦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的春天，吹起了“拨乱反正”的春风。

那一天，我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文件，内容是中共广州电信局委员会的《关于XXX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意见》。上面刻印着的是爸爸的名字。文件写道：“现根据中共中央[1978]11、55号文件精神，经复查认为：XXX同志在整风中对个别人、个别工作部门提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生活，属错划，应予改正。从1979年元月起，恢复原经济员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

我捧读着文件中的文字，心静如水。爸爸在被错划为右派的22年的漫长岁月里，已经以他的实际行动，否决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污名。在我们的心目中，在他的朋友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热爱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人。这个迟来的平反决议，只不过是还事物本来的真面目而已。历史的车轮终于战胜了阴霪，爸爸终于被还以清白，事实证明了污泥是不能掩盖金子的光辉的。

政治名誉的恢复，使爸爸卸下了精神上的枷锁，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

改革开放的热潮涌现了许多的新生事物，电信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急需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爸爸在翻译文件的同时，被抽调到广州工人大学担任教员，负责数学、英文的课程。他认真地备课教学，牺牲了节假日，争分夺秒地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国家的政策和发展的机遇，让56岁的爸爸重开新天，他舒展拳脚，尽情地发挥着每一分光和热。他的事迹还被刊登在《广州日报》上，获得了人民的赞誉。

嘉嘉

(二十五)父亲发挥着余热

爸爸在60岁办理退休手续以后，被返聘继续留在广州市电信局工作。

在1990年，他被邀请到广州市润讯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在公司的筹备期间，他不辞劳苦地奔波筹划，担任了财务部门的组建和业务负责人。他精力旺盛，任劳任怨，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流下了辛勤的汗水。

那一年，为了拓宽润讯传呼的信号覆盖面，他率领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增城，亲自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黄祁山，在漫山遍野的莽草丛中为通讯站选址。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建立了新的信号发射站，让润讯的传呼电波覆盖到增城、东莞等地域，使公司业务的范围更加广阔了。

爸爸以自己精通的会计业务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为润讯公司培训了一批财务工作人员，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经济上的管理也是有条不紊。

爸爸担任润讯通讯公司的财务副经理一直到75岁，在家人的敦促下才完全地退休了。

爸爸在祖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心里充满着对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喜悦，胸怀着对经济建设的责任心，无私地燃烧着自己的光和热。改革开放的成就里，也有爸爸的一份功劳啊！

嘉嘉

很感谢学友们的关注.重温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能够警醒我们许多.

嘉嘉

（二十六）子女事业的引路人

我们五姐弟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都没有机会进入全日制的大学深造，在我们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爸爸倾注着满腔爱心引导着我们不断地进步。

在1977年我被招工到增城县的二轻企业工作，企业物色财务人员，我就毛遂自荐，申请做会计员。但是我担心自己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心里没有底。我就给爸爸写信。爸爸回信鼓励我说：“按照你的水平完全可以胜任会计工作的。只要你实践两个月，就可以独立工作了。当然要精益求精就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爸爸的话使我增强了自信。

我把《二轻企业工业会计制度》这本书带回广州，爸爸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解，使我明白了许多的专业术语和会计核算的方法，满怀信心地走上了会计岗位。后来爸爸还经常给我邮寄有关会计业务的专业书籍、会计职称考试的资料等。我在取得了广州电大的大专毕业证书以后，于1992年被评聘为会计师职称。

弟弟是从事摄影专业的技术人员，爸爸为他翻译最新的国际摄影技术书籍，让他率先掌握了新科技，成为公司的工程技术骨干。

二妹从农村回来读中专,学的是电工.后来在单位的培训下担任了会计工作.半路出家的她在爸爸的支持下重新入读业余大学财务专业,后来成为单位的财务科科长.

四妹妹身体比较差没有去农村,她从街道工厂考入电信局的企业,感觉工作很吃力.爸爸经常鼓励她,指导她克服了许多的障碍,帮助她融洽人际关系,使她坚持着工作到退休.

五妹妹在农村务农的时候，为了让她能够考上大学，爸爸制作辅导计划，编写复习资料寄给她，直到她通过努力考上了学校。

我们有什么难题和烦恼，都喜欢跟爸爸说，有他的开导我们就能够拨开迷雾，勇敢地面向困难，坚强地走在人生的大道上。爸爸是我们的主心骨和引路人啊！

爸爸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对以往的曲折耿耿于怀，要看现在望将来，踏踏实实地做事，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我们都谨记爸爸的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着，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