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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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非常远久，却又无法忘怀的往事；曾经是一件光荣的事，却又不想被别人再提起；我们以为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最后发现自己只是时代的弃儿。
     那是1974年春节后，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候，大学不从中学生中招生，高中毕业就面临着分配。按照当时的政策，绝大部分同学都将奔赴农村。这是一条大部分毕业生都不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路。一天下午，三班的团支部书记刘伟平通知我，晚上回学校开会。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没多问。
     晚上回到学校，发现连我总共有八个人，一班是黄宝贞，三班人最多，有梁惠萍、刘伟平、王建中、瞿伟民、邓君予、赵燕玲，六班就我一个。看到这样的组合，我有点奇怪，梁惠萍是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长，我是红卫兵中队长，刘伟平是三班的支部书记，王建中则是三班的班长，其他同学都是普通团员。这是开什么会呢？会议是由梁惠萍主持，她宣布，我们八个人成立一个金训华小组。
     金训华是上海知青的模范，因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成为英雄。之后，以金训华命名的各种集体多不胜数，其中大部分，是由已经、或者即将奔赴农村的知青所组成。
     梁惠萍，是我们74届的同学，她从在代代红小学（沙面小学）开始，就是著名的学生干部。她当时的最高职务是广州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副主任。市红代会中，74届毕业的有两名副主任，由于另一位患有高度近视，按规定可以不上山下乡。因此，梁惠萍被市里树为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典型。
      我们当时就明白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肩负着号召和带领广州市应届毕业的同学奔赴农村的重任，我们为自己能够成为时代的尖兵而自豪，所以，八个同学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待续）

2011-9-4 20:5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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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训华小组的八位同学 （第一张，从左至右，陈小山、瞿伟民、王建中、刘伟平。第二张，从左至右，黄宝贞、赵燕玲、邓君予、梁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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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训华小组成立之后，将每星期的二、四晚上定为活动时间。那时候，学习不像现在的高中学生那么紧张，也不存在考大学的压力，加上娱乐活动也不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所以，大家甚至有点盼望每周的这两个晚上。
     开始，我们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当时那些所谓先进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然后再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按当时的话来讲，就是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树立扎根农村的雄心壮志。在我心目中，梁惠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每当上面布置一些很严肃而我们又陌生的讨论内容时，只要由她来主持，大家都会轻松得多。她不像其他一些干部，老是点名这个点名那个发言，搞到会议气氛很紧张。她除了自己可以较有系统地发言以外，她不太要求人人都像过关似地发言，也允许会议跑跑题。所以，每星期两晚的活动，除了开始围绕题目，大家一人一句地象征性地讨论一下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天南地北地瞎聊。
     后来，活动进入到较实质的阶段了，就是大家畅谈将来到农村后的打算，或者说是理想。就在一中教学大楼的天台上，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我们有过多少梦想啊！开始，我们幻想着，我们八个人，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做饭，那会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啊。后来，更进一步，我们幻想，我们八个人，一起建一个小学，在农村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又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啊！甚至，我们连每个人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校长当然是由梁惠萍来当了，刘伟平根正苗红，思想进步，是政治老师的不二人选；王建中是学校游泳队的，酷爱运动，当体育老师就最合适了；我，英语不错，可以当个外语老师，呵呵。总之，那时候，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认为到了农村，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就是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建设的。

2011-9-7 14:4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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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篇文章，是同时在广州一中校友会网站和本人的QQ空间发表的，结果是两边都有人对四男四女的安排表示出疑问，QQ空间里还有当事人认为是阴谋，所以，特别加上这一段解说。
     就我自己来说，我至今还是不了解成立金训华小组的筹划过程，四男四女这个整齐的数字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识的安排、是上级的指示还是发起者的主意，我真的不知道。但假如这八个人都去了同一个地方下乡，发生某些事大概也是必然的。
     不过，那时候，我真的一丁点都没有想过这八个是否会成为四对的问题，也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的另一半可能产生于这四个女同学之中。其实，爱情往往产生于冲动，男女之间太熟悉了，反而不一定能擦出火花。我们八个人天天见面，每星期两晚的活动交流，我的感觉是彼此间就像兄妹一样。不过，婚姻往往又是出于将就，在没有选择之下，会出现什么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在这四个女同学之中，我最尊重的是梁惠萍。我和梁惠萍是上高中后，在一个团支部活动，接触才比较多。但我们的渊源却产生在小学阶段。那是因为参加荔湾区小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关系，她是代代红小学（沙面小学）的代表，也是我们附近几个小学的代表队的领队。而我是卫红小学（梯云东路小学）的代表。我们一起列队去会场，也在一个小组活动。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彼此就认识。到后来，她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我几乎把她当成了偶像。甚至工作以后，当我的人生第一次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不是父母，而是梁惠萍。（待续）

     

2011-9-9 14:2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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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PPA校友的回忆，让我以前心中一个模糊的感觉变得比较地清晰了。人一生的情感中，总会有某些脆弱的地方，这可能是一些别人并不为意的小事，也可能是自己心中的一些小秘密。然而，这些小事在自己的一生中永远都会占领着心灵的某个角落，成为鼓励自己、鞭策自己的力量源泉，又或者成为安慰自己的心灵鸡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每当我们触及到这些小事、触动到这条神经时，都会令我们的思绪和心情久久不能平伏，甚至想放声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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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毕业，金训华小组的标兵作用开始发挥。除了各自在班里带头写决心书表态以外，我们还在当时的《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我们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召唤，坚决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的决心。文章由我执笔，发表后还收到了“稿费”，是几本最新出版的散文诗《西沙之歌》。很巧，在我们发表的文章的同版，刊登了另一篇表决心的文章，署名是广州市五十三中梁啓英等几十名同学。梁啓英是我小学二、三年级时，东皋大道小学（后为星火燎原小学）的同班同学，自从上四年级我转到梯云东路小学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了。很想找她叙叙旧，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机会。
     另一方面，梁惠萍找了当时主管知青的市委书记钟明，第一是我下乡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由父母亲的单位负责确定去向和下乡的地点，每个单位的职工当年毕业的子女中，有20%可以按政策留城，其余80%都得去农村。我父亲单位当年有5个职工子女毕业，其中只有我一人符合留城条件，所以不用争，也不用单位做工作。可是我参加了金训华小组，是否可以如我愿呢？第二，是整个小组八个人一起到一个地方的问题，当时下乡的地点是按父母单位来划分的，通常不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子女是不会分到同一个地点的。最后，市委书记的答复是，我下乡的问题，一定需要我父母同意；八个人同到一个地方的问题，市里可以安排，但前提也是要各自的父母同意。
     这样，我下乡的问题就转移到我家里来了。这段经过，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当时我在家里确实闹得很僵，父母怎么劝我都不听。后来，特意把我一个在广西当兵的表哥请来广州，这是我当时最崇拜的亲戚（是解放军某部的机要员，转业后当过博罗县的纪检副书记和人大副主任），不过，他也很尴尬，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正确的一方，而且说起话来能言善辩，他总不能太明显地支持我那保守落后的父母啊。所以，他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劝我要听父母的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待续）

2011-9-13 16:1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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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了。金训华小组活动还在继续，但是已经没有学习了，而是疯狂地玩。我们也出去旅游，但更多时候是到我家打扑克。我记得我还把零用钱拿出来，买了半斤可可粉招待大家，那时候，可可粉是五块钱一斤，而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两块钱，可见我对这七位同学的情谊。当时大家嘴上不说，但都知道，分别就在眼前。而且这一分别后，八个人重聚的日子，可能就是遥遥无期。
      将近半年的学习，大家的觉悟有了多少提高，我不知道。而我自己，嘴巴虽然还硬，但已经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政策了。首先，在同学中间，听了很多他们的哥哥姐姐、街坊邻里下乡后的遭遇，他们之中有些辛辛苦苦一年之后，竟然分到的口粮还不够自己吃；很多地方的农民并不欢迎知青的到来，因为摊薄了他们有限的生产资料；有一些有背景的，到农村后不久就去当兵或者抽调回城，没背景的，则在很事情上都受领导刁难。其次在家里，经常不少人来找我爸爸，都是想通过各种关系，把在农村的子女搞回城里，其中很多，还是他们原来“东纵”里的战友。所以，不管我如何认为他们的思想落后，但我已经明白，在如此这般的社会共识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只是一句屁话。
     八名同学的家长中，有多少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子女找一个好地方去落脚，我们没有互通过情况。但是，大家都不再提一起到一个地方去了，应该证明各自都有了不方便告诉别人的打算。最后，梁惠萍去了四会大沙公社农科站，并很快当上了副站长，是当时最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一个；刘伟平去了佛冈县石角公社，并参加了那里的雷锋小组，继续走金训华小组的道路；王建中去了从化民乐茶场；瞿伟民去了白云山林场，是离广州最近的一个；邓君予去了九佛红卫农场；黄宝贞去了钟落潭广州养鸡场；赵燕玲去了黄陂果园场；而我，在等待了一年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陶瓷工艺品进出口分公司 。至此，金训华小组结束了她的使命。而我们原来金训华小组的八个人，至今都没有一起重聚过。（待续）

2011-9-18 22:4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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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我们曾是那样的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可是，就像是小说里的情节一样，今天，我们虽然还是在同一天空下，还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却无法再重聚一堂。我曾经不识时务地多次提出，大家找个地方重拾当年的往事。但是，应者寥寥。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次又一次地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终于，我似乎找到答案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每个人都可能说过过头的话语，每个人都可能做过荒唐的事情，只是，我们比别人更加疯狂了而已。但是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笑柄。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了我们的反应。有些人选择了逃避，尽量不让自己有机会再去回想它，想尽一切办法去切断它。有些人，为了否认自己曾经的荒唐，拼命为荒唐涂脂抹粉，更加在自己的荒唐之中，增添了顽固不化的臭味。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在棍子和帽子的恐吓下，在神圣和忠义的欺骗下，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根本不值得介怀，英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也不值得做。到今天，一切都过去了，永远健康已被证实不可能，万寿无疆也只是一场闹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抱着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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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都上纲上线为政治，这是闻花大革命的一套，而闻花大革命，早已经被党中央否定了，那一套东西，也为全中国人民所不齿。就我本人来说，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我关心的是我的利益不应被人剥夺，关心要有一个平等的社会。不要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套入政治的框框里面，如果路见不平说两句也算是政治的话，那么居委的大婶最应该进入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