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知青”(转发)

嘉嘉

这篇文章是我的学兄岑先生的作品。他比我大一岁,是我读小学的学兄,在1968年冬当知青下乡到韶关,并在此工作至退休。现在我把他发给我的片段在此转发，希望大家阅读以后了解更多的下乡知青的景况。

我曾经是“知青”

（二）历练

安置

当年，从公社迎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径直把我们送到围下村，因为大队书记海哥是围下村人。把我们交给海哥，那位干部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四个知青要分插在两个生产队。海哥简单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其实这实在无所谓，我们对这里很不了解。以我的逻辑，既然已经远离广州市，在这个村和那个村又有什么区别呢？志武和另一个同学随即去了张屋村；我和阿牛留在了围下村。

当时正值村里各家各户“食晏”。海哥邀请我和阿牛到他家里吃午饭。我们随着海哥进了他的家。这是一间没什么特别的屋子，既是厨房也是“饭厅”——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一家的客厅了：靠里是灶间，进门处是一张矮矮的用几片木板钉成的饭桌，饭桌旁边有四五张高矮大小如小板凳似的竹椅子竹凳子。饭桌上有一盘炒好的青菜，有一篮煮熟的红薯。我和阿牛刚落座，海哥的妻子端上了一小碟刚炒好的花生米，还有一个小碟搁着两个刚煎好的鸡蛋——我看得清楚，真是两个。海哥的妻子放下花生和鸡蛋，随即拿起原来放在桌上的那盘青菜，说是要加加热，我明白：青菜还没有凉，只是回锅利用那点油星而已。海哥为我们两人各自盛上一碗大米饭，用筷子点向那碟鸡蛋让着我们：“吃吧，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要吃饱啊。”然后自己盛上一大碗稀饭坐下来。海哥的两个孩子，都是半大不小的，端着碗，缠着海哥要菜吃。海哥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拨拉了几粒花生米，又夹了点青菜，就打发着孩子：“去去去，一边吃去！”然而两个孩子并没有离开，一边捡着花生米吃，一边盯着煎鸡蛋的碟子。我和阿牛早就注意到花生和鸡蛋是特意招待我们的，但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能吃吗？我赶紧搂过两个孩子，阿牛及时地把鸡蛋都夹到了孩子的碗里。海哥连连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你们吃啊，别惯坏了孩子。”

“我们是大人啦，不要紧，”我急忙辩解说，同时另外“抢”了两个碗盛上稀饭，“我们也爱吃杂粮哩。”便就着红薯吃起来。

海哥不无感概地说：“我们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还算够吃就是了。”

“我们村的生活还可以吧？”

“咱这地方，现在是饿不着了，但要用钱嘛……”海哥没有把话说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串省略号。这是吃饭时候，而且是第一次在村里吃饭，我也不好再问什么。

嘉嘉

饭后，海哥把我们交给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阿德，——这是“四清”和“*****”时期农村基层特有的编制，生产队有一个生产队长，还有一个政治队长。像往常接待安排形形式式的工作组成员一样，阿德为我和阿牛安排了住处，同时为我和阿牛安排了“三同户”。其实“三同户”只是习惯叫法，按理“三同”是指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我和阿牛被安排同住一间屋，既然住在村里，也就算是和村民同住了。至于劳动，则归生产队统一安排开工。只有吃饭是寄食在“三同户”家里。

围下村是一座典型的围村。全村近二十间房子围成内外两周：两排房子一家挨着一家，绕成首尾相接的四边，组成一个“回”字，把整条村子围成一座大院。这外排房屋的门都向院里开，屋后朝外的墙互相紧紧连靠着，自然就成了围村的院墙。“回”字在一端留有空缺，实际是大小两个“∏”形，外层的“∏”空缺处在中间留了个村门，村门两边对称还有房子。其实村门本身也是一间房子，只是前后墙是贯通的，——靠外的墙有门户，晚上插上村门，大院就成了一间大屋，——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从村外通过村门一直进入内层“∏”的缺口。内层“∏”的两边是内排房屋的后墙，通过内层“∏”的缺口，就进入一个大厅。大厅顶上面盖了瓦，是公用（例如议事）的地方。村子虽然小，却显得整齐简洁。

嘉嘉

我和阿牛的行李十分简单，三下五落二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快入夜的时候，一位妇女提了一大桶热水让我们洗澡。这位妇女头上缠着黑布头巾，额上和眼角尽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一身黑衣服上几处蓝补丁，长长的上衣一直遮盖到膝部，系着围裙，没有穿袜子的脚踝冻裂出交错的斑纹。我赶紧迎上前接过水桶，连声说：“谢谢，谢谢阿婆，让我来吧。”谁知道站在旁边帮忙和围观的村民这时不约而同哄堂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洋相，迅速上下打量着自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看看“阿婆”：只见她也笑着低下了头，却没有作声。“阿婆，哦哈，哈哈……，阿婆！”在一片哄笑声中，分明夹杂着一个声音：“这是阿×家的妇娘，她才26岁呀！” 我虽然不知道在本地“妇娘”就是指中青年媳妇，但听到被我称为“阿婆”的农妇居然只有26岁！说不上我有多尴尬了，好在大家并不觉得我的误解是一种悲哀。哄笑是善意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过，26岁的农妇即已苍老如斯，这不能不使我为之震撼。

这样，我和阿牛成了围下村的第八户人家，也是围下村的第38和第39位村民。

嘉嘉

“三同”

当天的晚餐，我开始在“三同户”金叔家里搭伙。

这里农户的住家，每家都是两间屋，一间是卧房，一间做饭就餐同时兼做“客厅”，当地的方言谓之“灶下”。金叔家的灶下是一间泥砖瓦顶房，墙角尽头处是一口大灶，支承着一口大铁锅，形状与广州家常的炒菜锅相似，只是个头要大得多，直径起码有一米二；大灶旁边还有两三口相连的小灶，其中一口小灶经常架着一只生铁锅，这种生铁锅直径有三四十厘米，高约三十厘米，上头稍细小，腰身大，是一个圆台体的表面，而底部则是尖的，锅体腰部到底部就是一个倒立的圆锥了。村民把这种铁锅叫做“云鼎”。灶间近门口的地方是一张和海哥家类似的饭桌，也有几把竹椅竹凳。

当时当地一日三餐的习惯，早上和晚上才算正餐，中午的一餐“食晏”只是副餐，副餐基本上是薯芋之类的杂粮。最重要的正餐是早饭，大概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吧，一天忙活之前是先要尽可能吃饱吃好的。这时家家都会做一点干饭，做饭时往“云鼎”里放米和水并不讲究比例，当然，下米只能按定量，水却是可以直到几乎注满为止。水烧开以后，揭开“云鼎”的盖子，捞起“云鼎”里尚未熟透的大米，用一个大陶钵盛好转移到大锅里，伴随着大锅里焖煮的薯芋堆继续蒸成干饭，留下一点捞不尽的米则在“云鼎”里一直熬成粥。早上把干饭、稀饭和杂粮都做好了，可以维持一天。接下来的午餐和晚餐吃什么就加热点什么，晚饭另外煮些青菜（也许还有干菜和咸菜），但中午“食晏”通常只是加热一些稀饭和杂粮就算对付过去了。

嘉嘉

当时我们这个山村口粮标准还比较低，又是农闲时节，午、晚两餐，大家一般只是喝稀粥啃杂粮，干饭主要是留给小孩的。好在粥水管够，当天吃不完的粥水就当泔水处理了。吃红薯和其他杂粮倒显得很“豪气”，焖煮的数量不少，人们尽挑个头饱满的或者自己认为品种好的，拿起来掰开在心处咬上一两口，然后扔到专用的簸箕里，那里还有吃剩的菜，还有洗菜挑出的老菜残菜帮子，别以为这是垃圾，这些都是煮猪食的原料。

我在金叔家吃饭。村里就数这一家生活条件最好了，金叔家四口人，他和儿女都是全劳动力，儿女都未成家，没有小孩负担。金叔的妻子是半劳力，不到农忙时节一般不开工，虽然没有完全的劳动力收入，却就有人工专门操持家务——当然包括家庭副业。这样的农户正是黄金时期。一家人口中，劳动力比例高，口粮也就比较多，金叔家的粮食算是比较充裕的。每天早上做饭下的米比较足，三餐都多多少少能吃上干饭。

嘉嘉

当然，所谓生活条件好只是在围下村相对而言，金叔家的生活摆脱不了围下村和山区的环境背景。金叔家的一日三餐也离不开杂粮。不过金叔父子是村里突出的“能人”，比如他们家自留地栽种的品种就比别家多。就以杂粮说，除了生产队分配的红薯芋头，他们还有大薯（形状似北方的胡萝卜，个头要大些，焖熟了会变成紫色，口感像嚼北方的玉米面窝窝头，但没有甜味）、木薯和玉米等等。而且，他们家有人力，柴火也充裕，杂粮粗食也可以精做。比如，他家常常把红薯切成片，在煮过菜的锅上烤熟烤干，焦黄焦黄的烤薯片真是香气诱人！

开饭时金叔一家人会尽着让我吃上干饭。特别是几天后收到了我的口粮供应指标，就更觉得我应该吃够干饭。但既然同吃，我就应该“入乡随俗”，也该同吃些稀粥杂粮吧。其实说起来他们的稀粥也挺吸引我的，因为经过那么多米煮过熬过，粥水特别香；再说，这样的做饭过程，大部分营养都留在粥水里了，我跟村民们调侃说，这好东西与其喂牲口还不如先喂人哩。所以我也执意喝稀粥吃杂粮。推让了几天，金叔觉着我的诚意，也就由着我“自便”了。

嘉嘉

金叔原不是本地人，据说他的老家在清远阳山交界的山区，那里比红石更偏僻更贫寒，大约是更典型的石灰岩地区，那里不能种水稻，终年只靠杂粮度日。穷有穷办法，杂粮品种和吃法的花样也多，玉米做成糊糊，叫“麦羹”，野山茶叶和杂粮磨成浆，叫“擂茶”。然而一旦遇到荒年，就无法变出什么花样了。金叔是终于挨不过荒年，辗转移到围下定居的。直到我插队的时候，金叔一家仍然保留着那种饮食习惯，所以他家吃杂粮的新鲜花样可谓层出不穷。每当金叔给我展示一种“新品种”时，不无炫耀之余，总要关切地问我：“能吃得下吗？”每当我吃得满意时，金叔也特别高兴。

嘉嘉

阿牛的运气就要差一些了。他寄食的欧哥家，也是跟金叔一样的外来逃荒户。不过欧嫂是个长病号，出勤率低，两口子工分少，家里口粮也比较少，又有三个小孩子，所以农闲时大人几乎只吃稀粥杂粮。当然，多了阿牛的口粮标准，欧哥欧嫂还是做足米饭尽阿牛吃。阿牛当然不忍显得特殊，自己也就常常争着吃稀粥。有时，阿牛干脆端了粥碗走过金叔家来吃烤红薯片，说是要尝尝在广州吃不到的东西，以示图个稀罕，其实是为了先让欧哥的孩子吃饱干饭。欧哥常常歉疚地对阿牛说：“真难为你了，对不起啊！”

嘉嘉

到村里过了大约四五天吧，就是节令的冬至了。广东民间把这一天叫做“过冬”，这是个很受重视的节日，历来有“过冬大过年”（即过冬这个节日比过春节还“大”）的说法。不过那时在广州这个习俗早就成了“四旧”，起码不再有公开的喜庆表现；但在粤北山村则照样隆重。村民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望冬不望年，望年要落（下）田”。既然是快要消逝的机会，那就当然要乐一乐。那天下午，村里宣布放假半天，家家也就都忙开了。我和阿牛也很高兴地随同自己的“三同户”过节。这天下午村里显得很是隆重很是热闹，家家都在磨豆腐，做米粉。然而虽则过节却也仅此而已。没有猪肉，因为生产队还没有完成生猪派购任务，无论农户自家或生产队集体都不能宰杀生猪；没有鱼，因为整个山窝乃至成片山区都没有鱼塘；没有哪家杀鸡，因为每家的鸡都是“钱罐子”，要用钱时就靠卖鸡换钱应急了，不可能想吃肉就杀鸡的。这一天我明白了，豆腐和米粉，原来都是当地农家喜庆节日才能享受的上品。

嘉嘉

记得当初我们经过一路颠簸到达大塘时，已经入夜了。公社“革命委员会”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等身材、方脸庞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换洗得几乎完全变成灰白色的蓝布中山装棉袄，棉袄肩背连接的部位那老大一片的黑色补丁，显得十分“抢眼”。而我们一帮“知青”身上穿的棉衣，多数是崭新的，起码也是完好的。对比之下，我们的一片棉衣简直有如花团锦簇。当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个公社的首长（当时这个职务叫“革委会主任”）时，都十分惊讶。这位简朴干练的主任听说我们还没吃晚饭，就亲自为我们张罗。很快就开饭了，每人一大碗飘着几片白菜叶子的汤米粉。我们虽然在饥不择食之际，却都有着不满足的感觉。在广州，汤米粉这种食物太不足道了。诺大一个公社，就这样款待客人吗？

嘉嘉

后来我们听了介绍，知道整个公社墟场就只有一家供销社办的食堂，一般只在中午营业，午后不久就打烊的，如果不是逢赶集的日子，这家食堂就几乎如同摆设。公社有个饭堂，也是“临时机构”，只有到开会或有什么活动时才开伙管饭。公社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在家里做饭。至于会议期间的副食还要公社领导批准才能到食品站多少捡点儿现成。我们几十个不速之客突然袭击，实在无从动员粮站食品站的力量。

经过这一个“冬至”，我算是明白了，在我们这个山旮旯，一顿热腾腾的汤米粉，确实已经不是寻常的享受了。

嘉嘉

依慈 发表于 2014-1-28 20:50
抗战时我两个表姐被卖到粤北,表哥参军于1964年复员,在我母亲协助下寻回两个表姐,表哥带姨妈上山区探望廿多 ...

好奇怪的习俗啊!

嘉嘉

生产队安排给我和阿牛的是一套相连的房子，也有两间：外屋是灶间，里屋是睡房。泥砖砌就的墙，屋顶上疏疏落落的遮盖了一层瓦片。这里的房屋都很低矮，我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可站在原地不需踮脚，一举手就能摸到屋顶的瓦缘。

我们住进村的时候恰逢连天雪雨，时下时停。一个晚上，雨下大了，雨水就顺着瓦片的缝隙漏进屋里，水势大的位置简直像茶壶在注水。我和阿牛惊醒了，只好爬起来把床铺左移右移，屋里到处漏水，很少有不漏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两铺床都能避开漏雨的位置。看看无计可施，干脆拆去一铺床，只留下一铺，移到漏处最少的地方，两人挤到同一铺床上。我们生怕连这块“乐土”都保不住，于是把我们出发时打背包外层的塑料布展开盖在被子面上以防再被漏雨打湿。我冷丁问阿牛：“这像不像尼龙薄膜育秧呀？”阿牛只是嘿嘿地苦笑着，笑得像哭，竟没有说出话来。我们横下心钻进被窝，倒头睡了。天亮后，同村的人们知道了，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的“三同户”金叔和阿发父子俩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他们说了句：“哦，漏水吗？”就爬上我们的屋顶动手拆移瓦片。原来我们这里屋顶的瓦片只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迭排在屋掾木条上，并没有用砂浆固定，一块一块可以很方便地随意移动。金叔父子十分熟练地把瓦片尽可能集中移靠到我们卧室的中央，以便有足够的瓦片完全遮盖着我们床铺的位置。这样，我们的床铺还有房之间的位置就不再漏雨了，至于靠外面的地方，那就只好听其自然啦。之后，金叔父子经常来查看我们房间里床铺和床铺周围，确认再没有漏水的地方了，就满意地说：“好了。再漏水还叫我们过来再移一移罢。——是这样的啦。唉，以后有了钱，再在屋顶加些瓦片就好啦。”原来村里农户家家都一样，他们告别茅草屋顶才三几年，有瓦房顶已然是一大进步，不用住茅寮已经很不错了。由于缺钱，房顶瓦片的数量只是勉强够用，一般是没有盈余的，遇到损坏也只能等有条件时再补充。一时补不上，就只能“十个瓶子九个盖”，左右上下移动瓦片优先遮盖着最需要遮盖的地方。我们算是明白了就里，也掌握了这个穷办法。以后下雨天房间里漏水，我们自己也会“依葫芦画瓢”爬上屋顶去“迭积木”了。

插队第二年我回广州探家的时候，曾经和妹妹一起到郊区的“干校”看望父亲。妹妹指着沿途的农家房子，让我比较我插队的住房。在妹妹看来，这已经是很差的房子了，但她怎么会明白，她所见的毕竟还是广州市郊区的砖瓦房，而且房顶明显是用水泥砂浆固定了的，比起粤北山区的泥砖积木瓦房，这虽算不上高楼大厦，却也几乎可以称之为豪宅了。

嘉嘉

我去做知青的农村也是客家地方，住的泥砖房,瓦面也是排列叠盖,很薄的瓦,没有沙浆.好天吹风树叶竹叶从瓦缝飘进来,下雨天雨点也飘进来,甚至老猫上房顶抓抓,瓦缝就漏入阳光.

嘉嘉

乌厘单刀 发表于 2014-1-29 23:06
家贫无接济，一年后实在捱不下去又思父母，要一段段走路扒车才回到广州，途中还曾为省过渡费游水过江。他们 ...

岑学兄是我母亲的同事杨老师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