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知青”
(二)历练
安置
当年,从公社迎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径直把我们送到围下村,因为大队书记海哥是围下村人。把我们交给海哥,那位干部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四个知青要分插在两个生产队。海哥简单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其实这实在无所谓,我们对这里很不了解。以我的逻辑,既然已经远离广州市,在这个村和那个村又有什么区别呢?志武和另一个同学随即去了张屋村;我和阿牛留在了围下村。
当时正值村里各家各户“食晏”。海哥邀请我和阿牛到他家里吃午饭。我们随着海哥进了他的家。这是一间没什么特别的屋子,既是厨房也是“饭厅”——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一家的客厅了:靠里是灶间,进门处是一张矮矮的用几片木板钉成的饭桌,饭桌旁边有四五张高矮大小如小板凳似的竹椅子竹凳子。饭桌上有一盘炒好的青菜,有一篮煮熟的红薯。我和阿牛刚落座,海哥的妻子端上了一小碟刚炒好的花生米,还有一个小碟搁着两个刚煎好的鸡蛋——我看得清楚,真是两个。海哥的妻子放下花生和鸡蛋,随即拿起原来放在桌上的那盘青菜,说是要加加热,我明白:青菜还没有凉,只是回锅利用那点油星而已。海哥为我们两人各自盛上一碗大米饭,用筷子点向那碟鸡蛋让着我们:“吃吧,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要吃饱啊。”然后自己盛上一大碗稀饭坐下来。海哥的两个孩子,都是半大不小的,端着碗,缠着海哥要菜吃。海哥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拨拉了几粒花生米,又夹了点青菜,就打发着孩子:“去去去,一边吃去!”然而两个孩子并没有离开,一边捡着花生米吃,一边盯着煎鸡蛋的碟子。我和阿牛早就注意到花生和鸡蛋是特意招待我们的,但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能吃吗?我赶紧搂过两个孩子,阿牛及时地把鸡蛋都夹到了孩子的碗里。海哥连连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你们吃啊,别惯坏了孩子。”
“我们是大人啦,不要紧,”我急忙辩解说,同时另外“抢”了两个碗盛上稀饭,“我们也爱吃杂粮哩。”便就着红薯吃起来。
海哥不无感概地说:“我们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还算够吃就是了。”
“我们村的生活还可以吧?”
“咱这地方,现在是饿不着了,但要用钱嘛……”海哥没有把话说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串省略号。这是吃饭时候,而且是第一次在村里吃饭,我也不好再问什么。
饭后,海哥把我们交给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阿德,——这是“四清”和“*****”时期农村基层特有的编制,生产队有一个生产队长,还有一个政治队长。像往常接待安排形形式式的工作组成员一样,阿德为我和阿牛安排了住处,同时为我和阿牛安排了“三同户”。其实“三同户”只是习惯叫法,按理“三同”是指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我和阿牛被安排同住一间屋,既然住在村里,也就算是和村民同住了。至于劳动,则归生产队统一安排开工。只有吃饭是寄食在“三同户”家里。
围下村是一座典型的围村。全村近二十间房子围成内外两周:两排房子一家挨着一家,绕成首尾相接的四边,组成一个“回”字,把整条村子围成一座大院。这外排房屋的门都向院里开,屋后朝外的墙互相紧紧连靠着,自然就成了围村的院墙。“回”字在一端留有空缺,实际是大小两个“∏”形,外层的“∏”空缺处在中间留了个村门,村门两边对称还有房子。其实村门本身也是一间房子,只是前后墙是贯通的,——靠外的墙有门户,晚上插上村门,大院就成了一间大屋,——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从村外通过村门一直进入内层“∏”的缺口。内层“∏”的两边是内排房屋的后墙,通过内层“∏”的缺口,就进入一个大厅。大厅顶上面盖了瓦,是公用(例如议事)的地方。村子虽然小,却显得整齐简洁。
我和阿牛的行李十分简单,三下五落二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快入夜的时候,一位妇女提了一大桶热水让我们洗澡。这位妇女头上缠着黑布头巾,额上和眼角尽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一身黑衣服上几处蓝补丁,长长的上衣一直遮盖到膝部,系着围裙,没有穿袜子的脚踝冻裂出交错的斑纹。我赶紧迎上前接过水桶,连声说:“谢谢,谢谢阿婆,让我来吧。”谁知道站在旁边帮忙和围观的村民这时不约而同哄堂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洋相,迅速上下打量着自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看看“阿婆”:只见她也笑着低下了头,却没有作声。“阿婆,哦哈,哈哈……,阿婆!”在一片哄笑声中,分明夹杂着一个声音:“这是阿×家的妇娘,她才26岁呀!” 我虽然不知道在本地“妇娘”就是指中青年媳妇,但听到被我称为“阿婆”的农妇居然只有26岁!说不上我有多尴尬了,好在大家并不觉得我的误解是一种悲哀。哄笑是善意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过,26岁的农妇即已苍老如斯,这不能不使我为之震撼。
这样,我和阿牛成了围下村的第八户人家,也是围下村的第38和第39位村民。
“三同”
当天的晚餐,我开始在“三同户”金叔家里搭伙。
这里农户的住家,每家都是两间屋,一间是卧房,一间做饭就餐同时兼做“客厅”,当地的方言谓之“灶下”。金叔家的灶下是一间泥砖瓦顶房,墙角尽头处是一口大灶,支承着一口大铁锅,形状与广州家常的炒菜锅相似,只是个头要大得多,直径起码有一米二;大灶旁边还有两三口相连的小灶,其中一口小灶经常架着一只生铁锅,这种生铁锅直径有三四十厘米,高约三十厘米,上头稍细小,腰身大,是一个圆台体的表面,而底部则是尖的,锅体腰部到底部就是一个倒立的圆锥了。村民把这种铁锅叫做“云鼎”。灶间近门口的地方是一张和海哥家类似的饭桌,也有几把竹椅竹凳。
当时当地一日三餐的习惯,早上和晚上才算正餐,中午的一餐“食晏”只是副餐,副餐基本上是薯芋之类的杂粮。最重要的正餐是早饭,大概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吧,一天忙活之前是先要尽可能吃饱吃好的。这时家家都会做一点干饭,做饭时往“云鼎”里放米和水并不讲究比例,当然,下米只能按定量,水却是可以直到几乎注满为止。水烧开以后,揭开“云鼎”的盖子,捞起“云鼎”里尚未熟透的大米,用一个大陶钵盛好转移到大锅里,伴随着大锅里焖煮的薯芋堆继续蒸成干饭,留下一点捞不尽的米则在“云鼎”里一直熬成粥。早上把干饭、稀饭和杂粮都做好了,可以维持一天。接下来的午餐和晚餐吃什么就加热点什么,晚饭另外煮些青菜(也许还有干菜和咸菜),但中午“食晏”通常只是加热一些稀饭和杂粮就算对付过去了。
当时我们这个山村口粮标准还比较低,又是农闲时节,午、晚两餐,大家一般只是喝稀粥啃杂粮,干饭主要是留给小孩的。好在粥水管够,当天吃不完的粥水就当泔水处理了。吃红薯和其他杂粮倒显得很“豪气”,焖煮的数量不少,人们尽挑个头饱满的或者自己认为品种好的,拿起来掰开在心处咬上一两口,然后扔到专用的簸箕里,那里还有吃剩的菜,还有洗菜挑出的老菜残菜帮子,别以为这是垃圾,这些都是煮猪食的原料。
我在金叔家吃饭。村里就数这一家生活条件最好了,金叔家四口人,他和儿女都是全劳动力,儿女都未成家,没有小孩负担。金叔的妻子是半劳力,不到农忙时节一般不开工,虽然没有完全的劳动力收入,却就有人工专门操持家务——当然包括家庭副业。这样的农户正是黄金时期。一家人口中,劳动力比例高,口粮也就比较多,金叔家的粮食算是比较充裕的。每天早上做饭下的米比较足,三餐都多多少少能吃上干饭。
当然,所谓生活条件好只是在围下村相对而言,金叔家的生活摆脱不了围下村和山区的环境背景。金叔家的一日三餐也离不开杂粮。不过金叔父子是村里突出的“能人”,比如他们家自留地栽种的品种就比别家多。就以杂粮说,除了生产队分配的红薯芋头,他们还有大薯(形状似北方的胡萝卜,个头要大些,焖熟了会变成紫色,口感像嚼北方的玉米面窝窝头,但没有甜味)、木薯和玉米等等。而且,他们家有人力,柴火也充裕,杂粮粗食也可以精做。比如,他家常常把红薯切成片,在煮过菜的锅上烤熟烤干,焦黄焦黄的烤薯片真是香气诱人!
开饭时金叔一家人会尽着让我吃上干饭。特别是几天后收到了我的口粮供应指标,就更觉得我应该吃够干饭。但既然同吃,我就应该“入乡随俗”,也该同吃些稀粥杂粮吧。其实说起来他们的稀粥也挺吸引我的,因为经过那么多米煮过熬过,粥水特别香;再说,这样的做饭过程,大部分营养都留在粥水里了,我跟村民们调侃说,这好东西与其喂牲口还不如先喂人哩。所以我也执意喝稀粥吃杂粮。推让了几天,金叔觉着我的诚意,也就由着我“自便”了。
金叔原不是本地人,据说他的老家在清远阳山交界的山区,那里比红石更偏僻更贫寒,大约是更典型的石灰岩地区,那里不能种水稻,终年只靠杂粮度日。穷有穷办法,杂粮品种和吃法的花样也多,玉米做成糊糊,叫“麦羹”,野山茶叶和杂粮磨成浆,叫“擂茶”。然而一旦遇到荒年,就无法变出什么花样了。金叔是终于挨不过荒年,辗转移到围下定居的。直到我插队的时候,金叔一家仍然保留着那种饮食习惯,所以他家吃杂粮的新鲜花样可谓层出不穷。每当金叔给我展示一种“新品种”时,不无炫耀之余,总要关切地问我:“能吃得下吗?”每当我吃得满意时,金叔也特别高兴。
阿牛的运气就要差一些了。他寄食的欧哥家,也是跟金叔一样的外来逃荒户。不过欧嫂是个长病号,出勤率低,两口子工分少,家里口粮也比较少,又有三个小孩子,所以农闲时大人几乎只吃稀粥杂粮。当然,多了阿牛的口粮标准,欧哥欧嫂还是做足米饭尽阿牛吃。阿牛当然不忍显得特殊,自己也就常常争着吃稀粥。有时,阿牛干脆端了粥碗走过金叔家来吃烤红薯片,说是要尝尝在广州吃不到的东西,以示图个稀罕,其实是为了先让欧哥的孩子吃饱干饭。欧哥常常歉疚地对阿牛说:“真难为你了,对不起啊!”
到村里过了大约四五天吧,就是节令的冬至了。广东民间把这一天叫做“过冬”,这是个很受重视的节日,历来有“过冬大过年”(即过冬这个节日比过春节还“大”)的说法。不过那时在广州这个习俗早就成了“四旧”,起码不再有公开的喜庆表现;但在粤北山村则照样隆重。村民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望冬不望年,望年要落(下)田”。既然是快要消逝的机会,那就当然要乐一乐。那天下午,村里宣布放假半天,家家也就都忙开了。我和阿牛也很高兴地随同自己的“三同户”过节。这天下午村里显得很是隆重很是热闹,家家都在磨豆腐,做米粉。然而虽则过节却也仅此而已。没有猪肉,因为生产队还没有完成生猪派购任务,无论农户自家或生产队集体都不能宰杀生猪;没有鱼,因为整个山窝乃至成片山区都没有鱼塘;没有哪家杀鸡,因为每家的鸡都是“钱罐子”,要用钱时就靠卖鸡换钱应急了,不可能想吃肉就杀鸡的。这一天我明白了,豆腐和米粉,原来都是当地农家喜庆节日才能享受的上品。
记得当初我们经过一路颠簸到达大塘时,已经入夜了。公社“革命委员会”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等身材、方脸庞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换洗得几乎完全变成灰白色的蓝布中山装棉袄,棉袄肩背连接的部位那老大一片的黑色补丁,显得十分“抢眼”。而我们一帮“知青”身上穿的棉衣,多数是崭新的,起码也是完好的。对比之下,我们的一片棉衣简直有如花团锦簇。当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个公社的首长(当时这个职务叫“革委会主任”)时,都十分惊讶。这位简朴干练的主任听说我们还没吃晚饭,就亲自为我们张罗。很快就开饭了,每人一大碗飘着几片白菜叶子的汤米粉。我们虽然在饥不择食之际,却都有着不满足的感觉。在广州,汤米粉这种食物太不足道了。诺大一个公社,就这样款待客人吗?
后来我们听了介绍,知道整个公社墟场就只有一家供销社办的食堂,一般只在中午营业,午后不久就打烊的,如果不是逢赶集的日子,这家食堂就几乎如同摆设。公社有个饭堂,也是“临时机构”,只有到开会或有什么活动时才开伙管饭。公社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在家里做饭。至于会议期间的副食还要公社领导批准才能到食品站多少捡点儿现成。我们几十个不速之客突然袭击,实在无从动员粮站食品站的力量。
经过这一个“冬至”,我算是明白了,在我们这个山旮旯,一顿热腾腾的汤米粉,确实已经不是寻常的享受了。
生产队安排给我和阿牛的是一套相连的房子,也有两间:外屋是灶间,里屋是睡房。泥砖砌就的墙,屋顶上疏疏落落的遮盖了一层瓦片。这里的房屋都很低矮,我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可站在原地不需踮脚,一举手就能摸到屋顶的瓦缘。
我们住进村的时候恰逢连天雪雨,时下时停。一个晚上,雨下大了,雨水就顺着瓦片的缝隙漏进屋里,水势大的位置简直像茶壶在注水。我和阿牛惊醒了,只好爬起来把床铺左移右移,屋里到处漏水,很少有不漏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两铺床都能避开漏雨的位置。看看无计可施,干脆拆去一铺床,只留下一铺,移到漏处最少的地方,两人挤到同一铺床上。我们生怕连这块“乐土”都保不住,于是把我们出发时打背包外层的塑料布展开盖在被子面上以防再被漏雨打湿。我冷丁问阿牛:“这像不像尼龙薄膜育秧呀?”阿牛只是嘿嘿地苦笑着,笑得像哭,竟没有说出话来。我们横下心钻进被窝,倒头睡了。天亮后,同村的人们知道了,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的“三同户”金叔和阿发父子俩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他们说了句:“哦,漏水吗?”就爬上我们的屋顶动手拆移瓦片。原来我们这里屋顶的瓦片只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迭排在屋掾木条上,并没有用砂浆固定,一块一块可以很方便地随意移动。金叔父子十分熟练地把瓦片尽可能集中移靠到我们卧室的中央,以便有足够的瓦片完全遮盖着我们床铺的位置。这样,我们的床铺还有房之间的位置就不再漏雨了,至于靠外面的地方,那就只好听其自然啦。之后,金叔父子经常来查看我们房间里床铺和床铺周围,确认再没有漏水的地方了,就满意地说:“好了。再漏水还叫我们过来再移一移罢。——是这样的啦。唉,以后有了钱,再在屋顶加些瓦片就好啦。”原来村里农户家家都一样,他们告别茅草屋顶才三几年,有瓦房顶已然是一大进步,不用住茅寮已经很不错了。由于缺钱,房顶瓦片的数量只是勉强够用,一般是没有盈余的,遇到损坏也只能等有条件时再补充。一时补不上,就只能“十个瓶子九个盖”,左右上下移动瓦片优先遮盖着最需要遮盖的地方。我们算是明白了就里,也掌握了这个穷办法。以后下雨天房间里漏水,我们自己也会“依葫芦画瓢”爬上屋顶去“迭积木”了。
插队第二年我回广州探家的时候,曾经和妹妹一起到郊区的“干校”看望父亲。妹妹指着沿途的农家房子,让我比较我插队的住房。在妹妹看来,这已经是很差的房子了,但她怎么会明白,她所见的毕竟还是广州市郊区的砖瓦房,而且房顶明显是用水泥砂浆固定了的,比起粤北山区的泥砖积木瓦房,这虽算不上高楼大厦,却也几乎可以称之为豪宅了。
插队第一个春节过后,我和阿牛向生产队提出自己开伙,我的“三同”生活也就结束了。
贫困
我和阿牛开始了独立生活。靠的是积聚了一定数量的柴草,靠的是半年内按月定量供应的口粮,当然,还有钱。
当时规定,从到达目的地开始,半年内每个知青每人每月发放九块钱的生活补贴。至于半年之后呢,我相信参加生产劳动是一定有报酬的,只不过我们的报酬不叫工资而叫做工分吧。农民一家大小都能过来,我自己养活自己还有问题吗?因此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任何顾虑,阿牛也没有,一般知青都没有。
海哥说过,我们这地方不会饿着,但钱呢?当时海哥只给了我们一个省略号。然而没过多久,现实生活就为海哥留给我们的省略号填充了具体的内容。
有一天,村民福哥向我提出要借五毛钱,说是要带他的“妇娘”到“街”上的公社卫生院看病。借五毛钱去镇上看病?没错,这并不是神话。那时我们这一带已经实施合作医疗制度,村民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只要带上大队医疗站签发的记账单,再交上五分钱挂号费就可以免费就诊取药了。至于来回路途以及候诊造成误餐,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们红石到公社圩场没有公共交通车,过往车很不准时,如果客满了你遇上班车也上不了,而且要到我们挑担歇脚的黄岭亭去等,而从村里走到黄岭亭,总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下乡插队两年多甚至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我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红石人是坐公共汽车到公社镇上的。倒是墟镇上供销社营业的那家饭店对农民有特别的服务:农民不吃商品粮,一般没有粮票,但可以带上一点大米交售给饭店,比如交售一斤大米折一毛三分钱,而饭店卖两碗汤米粉应收六两粮票两毛四分钱,则农民再补交一毛一分钱,就可以吃上这两碗汤米粉同时领回四两粮票了(当然,如果农民交的大米刚好是六两,六两大米折算值八分钱,则要两碗米粉就要补交一毛六分钱)。这样,福哥凭借五毛钱赴街就医的计划是顺理成章的。
凭着我每个月九块钱的生活补贴,我二话没说就掏钱给他了。
福哥走后,金叔对我说:“你怎么借钱给他呀?”
我茫然了:借五毛钱算什么大事啊,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名堂吗?我忍不住反问金叔:“怎么啦?他不是去看病?”
金叔迟迟疑疑地说:“那倒不至于吧。——不过他家是老超支户,经常依赖借钱过日子,生产队都不借支给他的。他实在没有能力还钱哪!”
原来,福哥孩子多,最小的孩子才刚会走路,妻子又多病,他自己不是强劳力,又没有什么特长。两口子一年到头的工分值,折算起来还不够抵偿分配了的实物,更别说还旧债了。周而复此,日子一长,连福哥自己都没信心了,于是有点儿得过且过,成了村里头号的超支户。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同情他的。不就是五毛钱吗,算是帮福哥一回吧。
然而,福哥开了头,接着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理由是多种的,买煤油啦,碾米啦……不仅福哥,其他村民也隔三差五地找我和阿牛借钱。数量不多,不过就那么三五角钱,只要借得上,两毛钱也有人借,因为这已经可以买一斤煤油了。而“借”钱是没有偿还期的,最怕是遇到债务人有什么理由给你送点青菜啦一把花生啦,或者请你吃点什么啦等等,那你就别想再提还钱的事了。
半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不再有生活补贴了。金钱的压力立刻突显在我们面前。像碾米,买煤油,买盐,看病的挂号费,甚至向外寄信的邮费等等,以往对我来说,这算什么开支呀,但这时统统成了我面临的难题,其意义不啻成了国家预算!套一句时下的话,没有钱真是万万不能啊!
我们过日子也要钱哪!这个现实问题现在明明白白摆在了我和阿牛的面前。我们想,农民不是记工分吗?我们的工分呢?
我问会计欧哥,村民和我们的工分什么时候能够结算呢?是否和城里人发工资一样也按月进行?或者应该多长时间结算一次呢?欧哥解答说,我们的工分一年只结算一次,而且只在秋收以后。换一句话说,我们这里的农民是一年发一回“工资”。那平时怎么办呢?总有自己不能自给自足而需要花钱的地方呀。
欧哥回答:“那还不是向生产队借支!”
“那我也借个十块八块的吧,”我顺势说,但立即发现我要借的数目有如天文数字,“要不,三块五块也行。”
欧哥摇摇头:“生产队现在没有钱啊,等有钱再说罢。”
怎么会没有钱呢?
原来,我们生产队劳动工分的分值低。
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力每年评一次工分,只有生产队长阿堂一个人是10分,因为他壮实有如蛮牛而且似乎对于农活无所不能,他的分值最高,谁也没有意见。接下来最高的也不过9.5分;19位劳动力中最低的只有6.5分。这个评分值是“底分”,是早工、上下午工三段的总分,如果不开早工,则要扣除20%。以阿堂为例,如果早工时不出勤,则他一天下来就只记8分。“双夏”时常要开夜工,开夜工的时候加记20%,同样是阿堂,早午晚夜工都出勤时便有12分。
好不容易到了第一年秋后,会计一算账,每10工分只值四毛六分钱!
先看看底分最高的阿堂吧。阿堂两夫妇劳动,要养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即如阿堂一年出勤350天,每天都记满10分,再加30天夜工多记600分,那也只有4100个工分。而每年出勤350天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理念而已,人不是机器,难免大大小小有病痛,更说不清的是每个农家总免不了因没完没了的家事(例如碾米、“寻柴”)而误工缺勤,生产队年内也一定要因此安排“公众假期”的。退一步说,就算阿堂一年做足了4000分,也不过184元;再算上他的妻子吧,她名义上是出勤一天记8.5分(这是女劳力最高的工分值),女劳动力要操持家务,生产队安排“早工”时,女劳力基本是缺勤的,因为她要做家务:做饭啦,著猪食啦,喂鸡淋菜啦等等。缺了早工,就最多只有6.8分了。孩子小的时候需要大人照顾,孩子大了,上学需要费用……一年下来,也不过2100分,96.6元。就是说,阿堂两口子一年的“工资”算足了也不过200元。而他们一家铁定扣除的开支则有:
两位成人劳动力的口粮(稻谷)1400斤,三个孩子口粮1200斤。那时国家向农民收购的稻谷余粮价格是9.8元100斤,2600斤稻谷就值254.8元!
还有杂粮呢?食油呢?副食(例如年中生产队分过的猪肉)呢?
这是生产队会计算的账。说来惭愧,我始终没能参透个中原理,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为什么自己买不起。或许,在一般人心目中,会计账是一个你永远赢不了的数字游戏吧。
此外,小农具、家里其他用具(小如煤油火柴等都不是自己能生产的)。都是不能缺少的开销。更遑论房子维修、生活用具的更替了。
即使实力最强的金叔一家,三个劳动力全年可以做下8000分,也只是368元。平常情况下是勉强维持吧。
一般的农户也就是一个劳力供养一个人,劳力年工分平均不足3000分不到140元。这样算来,不超支的农户就所剩无几了。
我这里冗长的列举,还只是1969年的数字,而这一年还算较好的,到了1970年,我们生产队的结算工分值每10分只有三毛八分钱!
“超支户”多,就更使工分值成为数字游戏了。
我因为一个人劳动一个人生活,账上总算还有剩余的分值。面对公布的盈余,队里却没有现金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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