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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影《平原游击队》海报
老电影《白毛女》海报
□冯乐仁
1、看电影《白毛女》的意外收获
1950年,我从澳门回来广州,接触到新中国的电影,感到既陌生又令人心情激荡。当时,许多影片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拍摄,所以,直到今天,只要一看见东北电影制片厂那独特的片头——旋转的工农兵雕像和“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背景音乐,就倍感亲切。
回到广州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白毛女》,那高亢的“北风吹”,至今仍是我的经典。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影片所说的“旧社会把人变为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是我完全未接触过的生活,心里不禁一震。
看《白毛女》还有一意外的收获。当时父亲刚到银行工作,要填报过往的历史,每个时期都要有证明人。他曾在东北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在东北时期认识的人都因年代久远和距离遥远,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正心急,但看完《白毛女》后,他如释重负:证明人找到了。电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在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名录中,他竟发现了一位熟人的名字,问题迎刃而解。
我看的第二部电影是大名鼎鼎的《武训传》,影片讲一个乞丐用尽方法,如呑蛇、吞铜钱等向人乞讨,用讨得的钱办学。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对这样的故事当然没有太大兴趣,倒是影片中闪过的骑兵冲击的镜头让我兴奋不已。但不几天,电影就被禁了。长大后,才知道这部片子牵涉到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
《女火车司机》、《内蒙人民的胜利》是描述新中国生活的电影,一部讲新一代女司机成长的故事,另一部讲少数民族的生活。
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放映时,我刚好也戴上红领巾,自然就跟着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2、电影《金银滩》曾与国家最高机密产生联系
看“打仗”电影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事,当时看的几部战争片如《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柳堡的故事》、《平原游击队》等,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看《平原游击队》的经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广雅读初中,有一段时间,同学总在互相逗趣说着一句什么古怪的话,每次说完就哈哈大笑。开始时我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平原游击队》里的一句台词。
回家后多次说起这事,父亲知道我的心思,便在一个寒冷的星期日下午,带我到惠福路的“国泰电影院”去看。看完后,我才知道是游击队战士夜过封锁线时,碰到日本兵巡逻至此,一个看更的老农面对日本兵高声呼喊:“平安无事啰!”当时,游击队就埋伏在他的脚下。见日本兵还不走,老农便面带笑容,又再喊了几句,敲几下梆梆,终于令日本兵相信,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情节虽然没有多大的刺激,但也实在解了多日的悬念。看完后,父亲带我至一小饭店,给我叫了一碟大肉饭。当时家里经济紧张,每分钱都极珍贵,能带我看电影已不易,上馆子更属奢华享受。他看我吃了一会,便预先把钱给了伙计,离开了。吃完这碟饭,我带着双重的满足,回校参加晚自修了。
1958年,我还看过一部讲述青海少数民族故事的影片,叫《金银滩》,印象很深的是影片中人们背的枪都带有叉子。最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纪录片,才知道这部影片竟与当年的国家最高机密有过一段瓜葛。实际上,该影片在上映一年半后,就被从各电影院的放映名单上悄悄撤下,因为青海高原上那片被称为金银滩的大草原,被确定为中国核武器的秘密研究基地,出于保密的需要,电影被撤下。
那时娱乐节目不多,电影无疑是难得的消闲节目,电影院总人山人海,不提前买票,很难看成电影。一些没买到票又想看电影的人,就常在戏院外俳佪,希冀执到“死鸡仔”(退票),一有退票,往往就有几个人围上去,场面像打架一样。一次,我执到“死鸡仔”,座位是头排右一,要侧着半边屁股,仰着头才能看到银幕,银幕上的人物,个个都是拉长了身体的高个子,一场电影下来,脖子酸硬到不得了,可心里还是庆幸不已。
3、 一边吃饭一边看纪录片
当时国产故事片不多,纪录片倒不少。1951年国庆节上映的纪录片《锦绣山河》,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彩色电影,片中把中国山川从南至北全都收入,我仿佛游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现时还有印象的镜头是:在杭州岳飞庙,人们围着秦桧跪像扔石头果皮。这部影片里有大家熟悉的歌曲《歌唱祖国》,就是从那时开始,这首歌一直传唱至今。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于1952年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我第一次看到最高领导人的语录和笔迹。特别是画面中成千上万人如蚂蚁搬土式的劳作场面,让我惊叹不已。这种场景今天的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从影片中我还知道了一种从未见过打实土地的方法:八九个人围着一块大石头,用绳子将它扯上半空,然后让石头自由落体掉下砸实泥土。打听了很久,才知道这叫“打夯”。
片中还有水利部长溥作义捲起袖子挥锄头的镜头。当一插曲“淮河两岸鲜花开”响起时,银幕随之显现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劳动的成果。
在朝鲜战争期间,上映过多部记录志愿军在朝作战的纪录片,记得有一部纪录片中有一首插曲叫“进军号”,旋律现在还能哼得出。
后来,父亲被调到惠州“学习”,母亲在家异常寂寞,常带我去看电影。一天早晨,她嘱咐我放学后不必回家,直接到“青年会剧场”(在今解放大桥北侧,已拆除)看电影。下午一下课,我几乎是半跑着赶往影院,母亲早已等在影院门外,她拉起我,立即入场。看的影片是苏联人拍的彩色纪录片《中国杂技团在莫斯科》,色彩异常艳丽,让我大开眼界。一边看,一边在黑暗中吃着母亲带来的饭菜。
4、苏联影片大行其道
当时,苏联电影大行其道。我看的第一部苏联影片叫《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部反映苏联集体农庄生活的影片,曾对中国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影片中,收割机从麦浪里驶过,输送带就不断喷泻出金黄的麦子;碧绿的西瓜装满了卡车,戴着色彩斑斓头巾的姑娘在旁边唱着《红莓花儿开》……流行一时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美好憧憬,大概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的。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看完这部电影后,竟也有些心潮澎湃。我们是一家五口一齐去看电影的,看完后坐脚踏三轮车回家。父母抱着小弟弟坐着,我和哥哥则站在父母前面,看着地面不断后退,整个世界就像不断向前,三轮车似乎变成汽车,感觉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实现。
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我全部看过。这三部影片由苏联莫斯科儿童制片厂于1937年、1938年、1939年出品,由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51年译制后在全国上映。
记得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星期天,母亲给了我们兄弟三人各五分钱(旧币五千元)让我们看电影,我们立即跑到附近的“乐斯影院”去看《童年》。后来,陆续把《在人间》、《我的大学》也看了。影片中,那暴躁的染坊老板、慈爱的祖母、争斗的兄弟以及那运送流放犯的囚船、深沉的歌声、雨后的阳光,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52年,我在广雅读初一,入宿学校的第二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到“美华影院”(在长寿路,已改作他用)看苏联影片《难忘的1919》。时值12月,寒潮入侵,北风呼啸,寒冷刺骨,同学们都开玩笑说是“难忘的1952”。
走出电影院后,我冻得哆哆嗦嗦,不禁担心起晚上一张被单如何睡觉?回校晚自修不久,即有校工通知我:有人找!原来母亲送棉被来了。她将棉被塞到我怀中,什么也没说,转身便没入黑暗中。我还担心公共汽车这么晚还开不开?她怎样回家?但这都只能留在心里说了。
去年又在电视中看到《难忘的1919》这部老电影,不知怎的,当年的彩色片已变为黑白片,莫非胶片也经不起60多年时光的冲刷?
《丹娘》是部风靡一时的苏联影片。说起丹娘这个名字,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但说到卓娅有很多人还会记得,这部影片就是描述这位勇敢的女游击队员的。卓娅母亲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曾风行中国,她还受缴访问过中国,曾来广州,到广雅中学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
整个50年代,我看过的苏联电影还有《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堡区》、《带枪的人》、《夏伯阳》、《沙漠追匪记》、《虎将》、《保卫察里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无脚飞将军》等,这些都是革命题材的影片。其中,《无脚飞将军》讲述一位飞行员被打断双腿,装上假肢又重返蓝天战斗的故事,让我叹服不已。
1957年以来,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由紧张至决裂。记得那个时候看过一部叫《志愿者》的电影,其中就有我后来极熟悉的类似“批斗”的镜头。之后,上映的《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少女的春天》、《驯虎记》、《静静的顿河》等影片,与之前的苏联电影味道已不太相同,随后苏联电影越放越少。
冯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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