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9-1 16:15 编辑
刘圣宜老师访谈录2
直接考上华师研究生
问:说回老师准备考研究生的事吧。 刘:后来77年不是恢复高考了嘛,所有人都可以考了。以前工农兵学员是要推荐,主要是家庭成分要好,表现要好。我们的家庭成分一般,不是特别好,当然也不是特别坏,也没有去读工农兵学员。到77年的时候,所有人不论什么出身,都可以去考了,结果我就去考,考了县里第二名,但是录取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现在政治系已经分成几个学院了,以前就是政治系、历史系、中文系,没有学院的。
为什么考华南师范大学呢,因为我们属于高龄高分,年龄大,分数高。我们是老高三,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30岁了,另外有一些是应届毕业生,跟我一起考的,才16岁。因为他只读了两年初中、两年高中,那时改革的学制是这样的,他四年中学就毕业了,结果毕业的时候才16岁。应届的16岁,跟我们32岁的一起考。我们已经毕业十几年了,他们刚刚毕业。特别是理工科那些,他要有创造力的人才,我们的年龄已经过了。有创造力的年龄比如二十来岁,我们创造力的年龄已经过了,所以我们一般安排在师范学校,当老师可能比较合适。如果要搞研究,创造力就不够了。可能就是这样考虑的,所以我们这些所谓高龄高分,一般都读师范。 我考到了政治系之后又没去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家里也想我快点生个小孩,就不想我读。另外我对政治系也不是很感兴趣,想来想去,最后就放弃了没有读,还是留在增城。那时候考的还是本科,77年就考本科,77年还没有研究生,78年才开始招研究生。那我就没有读。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周围的人考试的考试,回城的回城,我就觉得很孤独。那时候我还在增城,我爱人又在惠州那边,他在博罗县我在增城县。那我就觉得很孤独,还是再考吧这样,就考研究生。有人就说:“你好厉害喔,考试就升级了,人家是读书一级级来,你考试一级级来。” 考试也是在县里考,县教育局就搞了一个课室,考研究生的大概三五个,不是很多,因为一般都是要读了大学才考研究生的嘛。我们就以同等学力,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大学,就叫同等学力,也是可以考。考试也就三五个人的样子,围着一个桌子,每人就做自己的。因为不同的题目嘛,大家考不同的专业,题目不同,看不了的。教育局找了一个人监考,看着我们考。结果就是我一个人考上了。 问:那时候试卷有什么题目? 刘:试卷啊,很难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增城中学当考场。我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增城中学的数学老师就在旁边看着我做,我半个小时全部做完了。还有两题是可做可不做,很深的那种。半个小时做完了其他题目,我就拼命地做那两题,结果两题都做不了,因为真的很深,你没学过乱做,根本做不了的。那个老师在旁边看着我,我考完一出来,他就说我是一百分,后来真的就是一百分。有两个一百分,一个英语一百分,一个数学一百分。 问:那个时候还有英语啊? 刘:那个时候的英语是这样的,你报英语系就要考,不报就不用考。 问:您有学过吗? 刘:我中学的时候有学。那个时候,在机关里还是偷偷地在晚上听那个美国之音,英语九百句,偷偷地听,因为美国之音是反动电台嘛。但我又不是听它的什么宣传,我就是听它的英语九百句。 问:就笔试什么的吗?还要不要面试? 刘:要啊,要面试。那个题目挺难的,我总分上线了,专业分不是很高,但是我英语跟政治很高,所以我总分上线。中国近代史这个专业总分上线的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没有读过大学。 问:除了您还有谁? 刘:还有赵立人,他现在是省社科院研究员。他跟我一样,也是老高三,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所以就没得选择了,如果有几个读过大学的上线那肯定就不录我们了,但没有可选的了。 问:考了政治、英语,还有专业课。 刘:专业课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三门。我听了我同事的建议读了中国近代史,他后来当了市的农委主任。如果我不考,我也当官了,因为跟我一起在机关的那些人全都当了官。 问:您那时候不是不想留在增城嘛。 刘:那时候不想当官,当官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挑选干部主要是要工农出身,工农干部。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强调知识化,后来有学历就当官了。跟你们现在一样,就看学历,你没有博士学历就不能当高校老师。 问:以前好像很多人都不愿意当高校老师,会不会? 刘:是啊,文革的时候高校冲击得最厉害。中学也是,大学也是,老师都是拿来批斗的。单位里大家都是大人,都是成年人,不会乱来,但是学生就不管,无法无天,所以那些老师都被打得很厉害,我们中学有两三个人都自杀死了。有一个初中班主任,被红卫兵拿皮鞭抽,投珠江投了两次,结果就死掉了。还有一个高中的班主任,本来什么事都没有的,后来被贴了很多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那时候三青团是反动的,结果他跳楼死了。 问:都是冤枉的? 刘:是啊,都是冤枉的,文革逼死了很多人,特别是教师。那时候,初中的干部子弟很凶的,他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正就是血统论。那些老师从旧社会过来,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没什么事,但那个时候看得很严重。那些小孩子给被人挑拨起来,说我很有阶级感情,我就是憎恨你们这些阶级敌人。所谓阶级感情,就是乱打人。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 问:那改革开放后呢? 刘:改革开放后,也不是很多人想当,其实老师待遇的改善,是90年代以后的事。90年代后期,朱镕基退下来前的一两年,兑现了他的承诺,要给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工资,公务员加工资,教师也跟公务员一起加工资。那是九98、99年的事情,以前老师都是很穷的。 问: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工资待遇多少? 刘:我毕业的时候50多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平均工资也就是60块钱。
难忘的研究生生活
问:那老师79年当了研究生,带的老师是谁? 刘:我们就是一个导师组三个老师。三个老师本来带我们两个学生,就是轮着来讲课这样。后来因为世界史的导师去世了,所以世界史就有一个学生转到我们这里来,结果我们就有三个学生,三个老师就每人分一个学生带。我是导师组长何若钧老师带的。 问:有些什么课程呢? 刘:有公共课,公共课就是集体上的,所有研究生一起上的,专业课就各自的老师上。专业课主要就是读史料,还有读一些著作。近代史的史料很多的,比如太平天国就十几本,洋务运动又十几本。 问:您比较喜欢哪个方面? 刘:开头肯定每个方面都涉猎一下,主要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要选一个研究方向。那个时候我就选了一个企业家,也是政治家,叫张謇,江苏南通人。我之所以选他,就觉得这个人一是研究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是个很重要的人。以前对他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立宪派的头。那个时候的评价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是对立的,革命派就是要推翻清朝,立宪派就要保皇,两者势不两立,所以在政治上就否定张謇,但他又办了很多实业,办了很多教育,他的自治搞得很好。而且刚好我看到我们资料室有一套书,《张季子九录》,季直是他的字,《张季子九录》就等于是他的一个文章的汇集。 我们那个时候找资料,不像你们现在在网上那么容易,一点就出来了,很辛苦的。因为他张謇是江苏人,在全国有影响,但是在广州是没有什么他的材料的,刚好就是有一套他的全集,但是你光有他的著作是不行的嘛,你还要找很多地方的档案资料,我就到了南京,到了南通他的家乡,又到了北京,到处去找他的资料。那个时候连复印都没有,都是要抄。我在南通档案馆抄了几个星期。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学校可以给钱你去访学,那时候研究生少,现在那么多研究生哪有钱出去访学。我们就等于说去找资料,也访问一下其他老师,又游山玩水看一下,到北京看一下长城啊,看一下故宫啊。去图书馆就买两个馒头、羊肉包带进去,中午就喝点水吃个包子,就不出来了。因为出来很麻烦的,有时候进不去啊,有时候还了书又要借出来,所以中午就在那里,拿了水拿了包子就在那里吃,羊肉包冷了臊得很。吃烧饼,硬得不得了。 后来写好了论文答辩的时候一定要请两个校外的评委,就请了中大的两个教授过来。那时候很严格的,中大那个老师就说:张謇是个恶霸!我没有研究张謇的政治思想,只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避开了他的政治思想,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能研究这个问题。答辩的时候,他要问你对张謇的政治思想怎么看,那我就只能按那个时候的口径说,说了他就很满。又叫我把张謇跟孙中山比较一下,就讲了几点,肯定要捧一下孙中山,再压低一下张謇,都是这样的。所以论文就通过了。 张謇在江苏的一些盐碱滩地上开发棉田,种棉花,办了通海垦牧公司[1]。那时候就说他是什么大资产阶级啊,什么大地主啊,但是我就考证这个通海垦牧公司,认为这个公司有资本主义性质,对封建主义性质来讲是一个进步,而且他开垦了大量土地,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经营,不是用封建地主向农民收租那种生产关系来经营。我就说他有进步性,然后我就把它投到《江海学刊》,江苏省的一个社科刊物,等于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层次的刊物。它把文章登了出来,后来还请我去开会。后来过了几年,江苏开始重视张謇的研究,当成他们的一个宝贝,一个名人,后来就开了很多学术研究会来讨论这个张謇,请我去。 问:那老师读研究生是多少年?三年吗? 刘:我是82年毕业。那个时候读得很辛苦,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那个时候也是扩招。文革结束,邓小平说要恢复高考招生,临时建了两栋宿舍,宿舍周围都没路的,都是烂泥巴来的。 问:在哪里建的? 刘:旧图书馆对着那个宿舍,现在微格对面的一排宿舍,大概六七层的,现在还是学生宿舍。那时候是新盖好的,周围没有路,都是烂泥。我们冬天也没有热水洗澡,就拿一个铁的水桶装了水,就放在围栏上面,围栏比较宽的,放在那里晒,晒它一下午就拿来洗澡。饭堂也很差,排队前30名才能吃到肉。 问:那个时候菜式也很少,只有几种菜? 刘:对啊,一个青菜加点肉就这样。 问:三年都是这样子? 刘:对啊,所以我那三年就病了一大场。一个原因主要是学习压力太大,因为没有读过大学,大学那几年要拼命地读回来,等于是三年要读七年的书。另一个就是身体又不好,营养又不好,生活条件又这样,所以就病了一大场。 问:那时候挺瘦的吧? 刘:是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瘦到现在,那时候我96斤,跟我的身高比,就比较标准了,但现在我不到85斤,一直瘦到现在都胖不回来。后来还失眠了,一直失眠,现在也恢复不过来。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行。读书那时候很辛苦,又加上病,本来我想着那时候毕不了业的,病到论文都写不下去了。我老师说不如让我迟一点毕业,他说不好不好,还是争取今年,后来也通过了。 问:同一届的历史研究生有多少人? 刘:后来同一届毕业的只有三个人。本来世界史招了两个,我们近代史招了两个,后来世界史的老师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一个就调到我们这里,一个就调到在我们楼下的哲学研究所,所以我们那一届历史系就只有三个人毕业。其他历史专业没招,那个时候就只有两个专业招,其他专业没有资格招。我们那一届全校的研究生是六十多个,都是硕士研究生,博士就没有,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招博士。 问:三个人分别是您、赵立人,还有…… 刘:还有陈进忠,他毕业就回四川去了。我留校,赵立人好像去了外贸学院吧,后来又调到省社科院。 问:那时候毕业是分配吗? 刘:是啊,都要分配。有时候有一点灵活,就是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单位,如果那个单位要,也可以考虑给你去这样。那个时候研究生少,就好像当宝贝那样。那个时候考上研究生很荣耀的。我留校就是我的导师坚持要我留校,我都是不想留的。我觉得读书读得很辛苦,就不想留,但老师要我留下来。我对做学问害怕了,真是太辛苦了。后来既然留下来,就要做了,几十年也是辛苦,一个一个台阶地爬,讲师、副教授、教授。 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先天不足,几十年都没有接触书本,根本就不知道学术是什么。高中还没毕业,搞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根本就没有再接触学问方面的事情。过了30岁,身体又不好了,年纪又大了,再来读书,就很辛苦。我们浪费了最好的那十年。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锻炼,对于认识社会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我们搞文科的,对于总的历史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政治的看法,都看得更清楚一点,比较接地气吧。反正我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是怎样的。习近平到陕西当过知青,真是当了七八年知青,他对于民间疾苦就会了解得很多。但对于做学问就不利了,如果这十年拿来看书做学问,那成就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因为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又好,思想又比较活跃,创造力也比较旺盛。对于我们学文科来讲,多一点的经历也有好处,看问题会看得比较实在一点,不光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对社会还是比较了解,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都能明辨,不会人云亦云。 问:研究生三年,有没有去其他地方交流学习? 刘:除了这个访学之外,也有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喜欢举行全省或者全国性的一些会议,比如说太平天国研究会搞一个太平天国的学术会议,搞一个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那我们就可以参加。 问:研究生都可以参加? 刘:有时候老师就可以带一个研究生参加,有时候研究生帮忙做一下会务啊,就可以去看一下。 问:这样的机会多不多? 刘:还比较多,那个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戊戌变法,都有在广东开过研讨会。洪秀全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在广东,所以这种会广东开得比较多。那个时候主要是争论一些问题,主要是拨乱反正,以前对这个太平天国抬得太高啦,对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压得太低啦,对于人物的评价都有一种翻案的性质。文革时候的评价太左了,标准也不一,认为革命就是好的,暴力革命就更好,农民起义肯定是好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不好的。会议开得还是比较多,主要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要更加公正和客观一点,而且标准也要改变。 问:那主要都是一些老师在发表观点吧? 刘:是啊,主要还是老师发表,我们都是去听啊,学习啊。那个时候出书都是很难的,一个就是在学术杂志上发文章,还有一个是开完会搞一本论文集。 问:那时候比较著名的学术杂志有哪些? 刘:学术杂志各个省都有,历史方面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都是全国性的,档次比较高一点。 问:华师那时候有没有学报? 刘:有,华师学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因为华师学报主要是为本校的老师服务的,所以在上面发文章就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到省一级的刊物,就要顾及省里头的各个高校或者各个研究单位,所以省一级的刊物要难一点,全国性的更难了。 问:研究生可以在上面发文章吗? 刘:可以,有老师推荐就可以。我读研究生第一年,就在学报上发了文章。跟哲学所的一个研究生合作的,讲那个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到底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个同学是哲学所的研究生,我是历史的,我们合作参加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就在学报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让那个同学的老师帮忙改了一下。 问:宿舍里有几个人? 刘:大学生的宿舍要有12个人,六张上下床。我们是六个人,相对人少一点。你知不知道李公明?现在广州很出名的,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那时候就住在我们旁边的男生宿舍,他半张床都是书。他好厉害,经常在报纸发文章。六个人都是不同专业,一个读化学,一个读哲学,我读历史,一个读经济,还有两个读生物。我们那一届就是六个女生了,60个人六个女生,都在一个宿舍。后来过了一年,外语系又搞了两个女生过来,那两个女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在学校教书,后来也叫她们来读研究生。 问:那栋楼其他住的是本科生吗? 刘:有本科生,历史系的本科生就在我们隔壁。 问:是不是条件会比他们好一些? 刘:好一些,起码我们都在下床,上床就可以放其他东西了。我的老师也经常叫我到他家里吃饭。后来我们分开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那就很少一起上课,都是到老师家里老师给你上课,一对一这样给你上课。一般老师不会那么正襟危坐地那样跟你讲课,一般都是布置你看什么书,然后你每一个星期去老师两次,讲你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就跟你解答一下,有时候又去查一下书,大家一起看。后来我的老师要跟我合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 问:那时候没有专门规定编一个课表吗? 刘: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是第一届,学校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规矩。结果呢,就各自为政,每个系的方法都不同,怎么培养研究生,每个系里你自己搞。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呢,研究生处就说你们不行,这个课程不够。我们就是对着那个老师,有什么课程呢,是吧?你就每周去老师那里两次,读了什么书跟他说,然后就一起写文章什么的,就没有分什么课程。后来为了应付研究生处,就分成历史文献学、史料选读、中国近代史前沿问题,就把这些分开,我们一起学习讨论的那些内容,就分成几个课程。其实都合在一起学的,是不是啊? 问:就是写出有什么课,交给教务处看就好了。 刘:是啊,搞几个课,然后随便给分啰。老师就对着你一个人,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是不是? 问:也没有参照。 刘:是啊,也没参照。 问:那时候课多吗? 刘:课不算多,但是要看的书非常多,你就拼命看书,都看不过来。 问:还要写心得。写体会? 刘:就是啊。 问:那老师是看哪些书呢? 刘:反正老师有一个书单,我就看它书单里的那些书。一方面就是史料的书,一方面就是历史理论的书,还有就是一些历史著作,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历史著作,主要是这三块。 问:以前没接触过历史,会不会不太适应? 刘:那肯定不适应啦,看史料真的是头都大了。什么钦此、等因,清代那些奏折啊,上谕啊,很多都有那些皇帝的钦等因,后来知道那些是套话,不用管它的,还有很多史料很难读的啊。而且,这么多史料,你读什么呢,是不是啊?你读完了,又怎么样呢?你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主题,你怎么读呢,是不是?但是说你没读过大学,就是要读,是吧,你这基础一定要打,那你肯定要读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啰,读完了你再定一个研究方向,研究专题,这样来做,是吧? 问:有没有什么考核方式?像读完之后,写一篇文章之类的? 刘:有啊有啊,要写文章的。就是交作业,基本上就是写文章。 问:大概写多长,写什么内容? 刘:大概是一个学期交两三篇这样的,因为一般文章都要有几千字,是吧? 问:主题是老师定的吗? 刘:不是,是自己定的。反正就是说,这几个月,就集中看鸦片战争,这几个月集中看太平天国,这几个月,看戊戌变法。这样呢,那几个月你看完,就写一篇文章出来。 问:是自己找题目写出来? 刘:对啊,就是你读完书,有什么心得啊什么的,你自己找个题目写出来。 问:是论文形式吗? 刘:对,都是论文。 问:没有笔试吗? 刘:基本没有。没有叫你填什么空啊,什么问答,这些没有的。 问:课就这样上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刘:是的,主要是你读完之后,找一个题目是要有新意的,要言人所未言的,是吧?你可能会有新的史料发现,可能会有新的观点,就是跟人家观点不同,同样的史料你的观点跟人家不同,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材料方面。研究观点方面你有创新的,那就是好文章咯。如果你只是看了很多书然后把人家的观点集中起来,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概况,也可以交上去。比如说,我看了好多文章,我把它归纳起来,大概现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哪几种观点,这几种观点是哪个人怎么说,哪个人怎么说,就是一种研究概况式的,也可以。 问:写出来老师再给您一些指导意见? 刘:是啊。 问:那么您与老师合作写论文是怎样的情形呢? 刘:一般都是分开写。比如说,这篇文章大家商量好了写哪几段,然后就是他写两段,我写一段这样。 问:记不记得什么内容啊? 刘:说到那个论文集,我都不知道放哪里了。那时候写了一篇是太平天国的,就讲洪秀全的,有一篇是讲戊戌变法的,跟老师合作了两篇。 问:就是讨论一个框架,然后再各自选一部分来写,最后老师会不会再整理修改一下? 刘:会的,最后他再统一下这样。其实呢,应该主要还是老师的,就是提携我们这些年轻人,鼓励一下你,提携一下你,让你快点成长起来这样子。有一次收到论文集,还把我的名字放在老师的名字前面,给他气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呢,虽然文章是老师和学生签名,但其实是学生写的,那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这个文章,肯定是老师为主,我为副。但是那个编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名字放到老师的前面。 问:不是老师写的吗? 刘:不是老师搞的,是那个编辑搞错了,所以要更正。 问:和老师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刘:对啊。 问:之后写毕业论文,老师也会给一些指导吧? 刘:毕业论文是这样,开始就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就想老师不如你给个题目给我啦。你看哪个题目可以写,你告诉我。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自己去找,所以我找的那个题目跟他的研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写的是张謇的教育思想和经济思想,而老师根本就不研究张謇,也不研究立宪派,也不研究经济史、教育史啊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候都是革命史,就是中国近代史都是革命史,一个一个的革命大事。所以我找这个题目呢,就跟他的研究没有关系。 问:老师你是不是就找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啊? 刘: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突然对这个人感兴趣,就是看到他那个《张季子九录》。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人很实在,做了很多事情,虽然他政治上是保守一点的,要搞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办了几个工厂,教育也搞得很好,那我就对这个人感兴趣。这也跟当时政治的转向也有关系,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跟形势也有关系。我就觉得现在研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研究一下这个人也好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问:那跟老师说,老师怎么讲? 刘:他比较尊重我们的,你要选什么,他都随你。 问:那毕业论文主要还是主要靠您自己写出来的? 刘:老师的帮助呢,就是你要到北京去找资料,就写几封介绍信给你,介绍你去找那些教授请教,或者是给一点其他的帮助。我就一个人去啰,没办法啰。不过,我在北京有一个亲戚,所以住在亲戚家里,就天天去跑图书馆呐。在北京待了半个月吧又从北京到了南京。在南京大学附近,找小客栈住下,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又从南京到了南通,江苏那个南通。反正就是一个人这样走来走去的。 问:那完成这样一篇,文章需要很久的时间啊? 刘:大概就是大半年吧。因为三年研究生嘛,起码有两年你是要读书的,最后一年你访学啊,实习啊。 问:实习是做什么? 刘:实习就是在大学生那里讲课,你们到中学讲课,我们就在大学讲课。 问:是直接在华师上? 刘:就是直接对你们这些本科生讲。 问:有多久啊? 刘:没多久,就是每人讲几节这样,但是你要准备的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所有的教研室的老师都来听,听完给你提意见。就是说,你正式讲课之前,你要预演一下,先讲给你的导师听,让他提意见,然后再正式讲,讲完再让其他老师来评课。互相又要听,互相要提意见。 问:那为什么您另外两名同学没有留下来呢? 刘:因为一个他的家是在四川成都嘛,他就想回去,成都挺好的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也想留,但是因为名额有限嘛,不可能都留。他就有点不高兴啦,就说,肯定啦,你是共党嘛。 问:他不是?他没有入党? 刘:是啊,他们没有入党,我就在增城那里已经入了党嘛。我在增城那里就在县委,县委就是党委来的嘛。他就说你是共党,有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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