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道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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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一名初三女学生被红卫兵打死，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不是红卫兵出身，还敢称***也不是红卫兵出身。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曰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上文写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彭小蒙（女）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作“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个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农业科学家）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下来。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除了初三女学生被红卫兵打死，出身不好的学生受到各种迫害之外，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生。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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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一女同学，人长得漂亮，读书成绩也好，就是成分不好，在学校入不了团。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中大，恰好有熟人和她同班，说因为太漂亮了，竟然没有男同学敢追。后来有一次在直通车站里遇见，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她买两张即班车票，那时想买即班车票基本要靠关系，我立即找边检的熟人帮她搞了两张，但有点不解她为什么要买两张票，可能是没办法了，她只好把站在远处的先生叫过来介绍我认识，我一见她先生，心里就不免有点妒忌了，其貌不扬嘛，怎么就让他得手了呢？后来，有八卦人士悄悄告诉我，她为了摆脱家庭成分不好对自己的影响，找了一个军干子弟结的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啊，还没有出娘胎就有罪了，把社会弄成这样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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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尚未涉世的小学生，都广泛地受到这种人生的迫害，不容申诉，无处躲避，造成这种局面的，事后说是江青，果真如此，当时的君王真是昏君，我由此相信，解放战争是江青指挥的（《红都女皇》中江青的自述），猫只是沾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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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推翻了绝对君主制的封建主义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如果说这是历史的进步，那么文革恰恰相反，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从炮打司令部开始，就是某人不满党内对其大跃进错误的批评，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并借此建立绝对的个人权威，也就是个人独裁，文革的发展也是始终朝着这个方向的，这是铁的事实，一万年后也是事实。一个中学生说了一句猫也不是红五类出身就要被处死，这就是值得人民大众欢庆的盛大节日？不知道假如这个中学生是自己女儿，他爸爸是否还会把他女儿被处死那天称之为盛大节日？而且，这个中学生仅仅是说了句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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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嘉 发表于 2014-5-23 16:37
张艺谋的新作《回归》，阐述的是一个右派家庭的遭遇。他用电影手法揭露了那个年代被划入另类的“阶级敌人” ...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部没头没尾的电影，根本不可能看懂，所以，实质的东西只能靠领会，以目前先进组织的觉悟水平，不能说得太明白。街道主任向巩俐出示的那份“本不该给外人看”的文件，上面写着：摘去陆焉识同志右派帽子。这句话太狗屁了，对于一个几乎导致受害者家破人亡的大冤案，没有人、也没有组织敢认错道歉，选用一个“摘去”，倒还变成是恩典了，难怪巩俐和陈道明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了。这个冷笑话至今还在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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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嘉 发表于 2014-5-23 16:37
张艺谋的新作《回归》，阐述的是一个右派家庭的遭遇。他用电影手法揭露了那个年代被划入另类的“阶级敌人” ...

      片中，女儿丹丹酷爱舞蹈，为了争取主演吴清华的角色，把带帽潜逃的父亲的踪迹向邓指告了密。父亲平反之后，女儿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却说：是我对不起你们。
      在中国，善良的人总是受害，女儿和父亲互相说对不起，但是，真正对不起他们的是谁？
      利诱和强迫女儿揭发父亲，这就是中国人性湮灭的最后一步。文革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和道德，把人变成了野兽，所以才会出现把父亲的躯体当成自己生存营养的野蛮。发动文革的人，是中国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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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无论父母犯有多大罪行，由子女把父母送上断头台的行为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这里不包括阻止父母犯罪），一个没有人性和亲情的社会，远比有几个罪犯逃脱惩罚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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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发表于 2014-5-26 19:03
回复 乌厘单刀 的帖子

多数政党都是利益同盟，他们的结合实质上不是因为什么政治理想。或者开始时有理想 ...

     呵呵，经历兄，我喊万岁可是与某人魅力无关的哦，只是那时候不喊万岁就没得上学、没有班长做，而且我一直觉得是喊者无心，听者不信，人喊我也喊而已。而唱天大地大是因为肚子饿，想早点唱完早点去吃饭，唱的是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没有饭菜票，你就是把嗓子唱哑也是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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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是把我们的一切都与世界上最坏、最落后、最黑暗、最残忍的那一面去比较，那么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活着又是为什么？即使文革不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劫难，也无法否定它是一场劫难，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受到文革的伤害。文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从它的发生到结束，再到它即将被新一代忘记，它到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或者带来过什么好处呢？
       经历兄最推崇文革的，就是认为文革是官僚主义的克星。说到这一点，我觉得经历兄的思想有点偏激。官僚主义无论如何严重，它毕竟不是敌我矛盾，无需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而且文革根本也不是针对官僚主义发动的。
        文革是个别阴谋家、野心家利用人民对领袖的信任，捏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敢于批评自己的一切人进行残酷迫害甚至用非法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至于有人说那个萎人受四人帮欺骗，我根本不信，因为结果就是他要的，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被迫害致死，他也一再欢呼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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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色轻悠 发表于 2014-5-29 11:01
哪还有什么人民文革、人民运动.尽他X的瞎编.接下来是鸟尽弓藏,把"工具"们统统驱到农村、山乡和边疆.事实上看 ...

       今天，我们把工厂农场养的200多只鸡鸭全杀了，这些鸡鸭为我们下了一年多的蛋，但是，现在越下越少了，再也没有价值了，因此它们的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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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发表于 2014-5-29 01:50
回复 chenxiaoshan 的帖子

      站长大人，你所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可能只说对一半，现在有人提出了 ...

      两个文革的理论是可笑的，就像中国有两个五四运动、有两个抗日战争一样可笑。文革是有组织、有纲领、有领导的政治运动，假如有两个文革，那么除了毛领导的文革，另一个文革由谁领导？纲领何在？
      对于毛来说，文革从来没有失控。当总理为平息武斗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毛并没有对武斗说过半个不字，反而透过江青宣扬文攻武卫，还通过喉舌说，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革中，毛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了落实，说连领袖都驾驭不了，只是为某人开脱罪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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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湘 发表于 2014-5-30 07:57
毛后来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没人听。当时人们对“最高指示”都是各取所需。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首先是在1966年9月5日见报的，毛发出这个指示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但是，在66年9月以前，全国武斗的情况并不严重，起码是没有大型的武斗。而在这个指示发出之后的1967年，各地的武斗才变得频繁。中央在1967年6月6日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而身居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江青却在1967年7月22日进一步挑动两派要文攻武卫。随后就出现了更大型的武斗，包括广州的8.20武斗。从阴谋论来说，毛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是唯恐天下不乱说的反话，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生武斗的时候说不要武斗，到武斗真的发生了，却又只字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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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发表于 2014-5-30 01:56
站长大人，难道真的像希特勒所说那样“人民群众只有十三岁”吗？

       与人民多少岁无关，人们对骗子、尤其是政治骗子的认识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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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教我们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唯物主义本身也充满矛盾，就拿经历兄举的例子来说，美日结盟，日本就不能发展核武器，这本身就违反了唯物主义的相对论，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美日结盟，约束日本不能发展核武器的只是一纸协议，协议是协商出来的，也一样可以协商修改，再者，不能明着发展核武器，不等于不能暗中发展核武器，以今日的日本来说，谁敢说它不能随时生产出核武器呢？
      我国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会遇上一分为二的尴尬，1976年9月9日某人之死，有人敢一分为二地说他死得好吗？南京大屠杀，哪个中国人又会说杀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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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文革中大字报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权利，或者现在就没有类似文革中那种贴大字报的自由，都是误解。文革中大字报的内容，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而现在只要符合中央精神的言论，也是一样可以自由表达的。无论是文革还是现在，人民群众都会因说错话入罪，这是一样的。
      文革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残忍的一页，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只是小儿科，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还有偷生的愿望，但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人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都是自己选择自杀的。大字报是在最高领袖的默许下，成为迫害不同意见者的工具，它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大得多。